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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170296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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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手段搜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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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手段搜集局（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不属于构成美国情报界的17个情报机构之一，因为它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联合行动部门。但该局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郊外确实有占地300英亩的总部综合办公大楼，触角遍布世界（第八章讨论）。特殊手段搜集局的存在并非秘密，其详细的全部行动任务，正如总部门口的牌上写的，“通信安全支持小组”（Communication Security Suppor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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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中央情报局有两个部门实际参与信号情报行动：一个是科技处的电子情报处，另一个是行动处的D部门。后者最初建立时是作为通信情报单位分给中央情报局的，之后职能扩展，包括开展针对外国密码人员的工作和对使馆进行截听行动，目的是为中央情报局的专案特工及他们的秘密行动提供帮助与支持。到了1977年，电子情报处和D部门合并组成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当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查理·斯诺德格拉斯（Charlie Snodgrass）——据研究国家安全局历史的学者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说，此人“似乎在内心对中央情报局怀有不信任感”——展开了一项调研，重点是美国开展的信号情报活动。他得出的结论是，重叠过多，协调不足，权责不清。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指令置若罔闻，而显然，国家安全局局长才是所有的信号情报活动的负责人。迫于这项调研和国会压力，中央情报局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局负责信号情报活动的权威性。双方之间的一份合作备忘记录——或者按照约翰逊的说法叫“和平条约”——包括了联络、日常搜集活动和一系列其他相关事务。中央情报局还同意将其在使馆的截听行动与国家安全局的截听行动（截听的目的是向国家和军事决策者们提供情报支持）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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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行动的细节是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负责人共同制定出来。他们同意，最初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负责这一联合行动机构——被称为“特殊手段搜集局”，任期两年。特殊手段搜集局副局长由国家安全局选定，而当中央情报局官员任满期限后，由国家安全局的派出的官员担任特殊手段搜集局局长一职。该局局长一职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轮流担任，副局长接替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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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泄露的一份文件，描述了特殊手段搜集局卷入在美国政府驻外机构内部进行“秘密的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尤其是美国驻外使领馆”，并声称“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组建特殊手段搜集局，其中，国家安全局雇员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从事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同一份文件还称，“特殊手段搜集站提供了大量有关领导人的通信联络的适时情报信息，绝大多数是依靠设在某国家首都的设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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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3年底，美国三分之一的驻外使馆中设有特殊手段搜集部门。1988年，此类站点达到88个；到2002年，该数字缩减至65个，其中的原因被这样一个事实解释为“特殊手段搜集局一直根据生产能力建立和关闭工作站点”。特殊手段搜集局的团队，一般可能由两人或三人组成，创造了非凡的情报价值，特别是使馆建在高地；或靠近外交部、国防部或首都的其他重要机构。2010年，特殊手段搜集局共96个站点，分为五大类别：人员配备（74个）、远程无人配备（14个）、休眠状态（3个）、研究建立（3个）和技术支持活动（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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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几份材料，特殊搜集手段局的人员还参与了在无法表述的位置安装天线的活动，以及从事“黑袋行动”（Black-bag job）（美国情报界专用名词，特指进行非法的秘密搜查行动。——译者），因为“……直接闯入一座大楼，安装一个隐蔽的微型麦克风，于是就能够在加密之前获得信息，获得录音，有时这相当容易”。图2.6是特殊手段搜集局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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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特殊手段搜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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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170296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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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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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5月2日的一份报告《试验性环球宇宙飞船初步设计》（Preliminary Design for an Experiental World-Circling Spaceship）中，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rporation）研究分析了卫星在科技和军事用途的潜在价值，包括“观测”用途。几乎9年之后，1955年3月16日，美国空军发布了“常规作战需求第80号令”（General Operational Requirement No.80），正式确立先进侦察卫星的需求。在此之后的5年中，美国侦察卫星计划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演变。空军的计划最初被定名为先进侦察系统（Advanced Reconnaissance System），之后为“哨兵”（SENTRY），最后是“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Satellite Anti-missile Obser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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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实现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计划的最初目标——开发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传回图像——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1958年2月批准将该计划列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项目。这一项目被命名为“日冕”（CORONA），其目标就是要研制开发可以通过胶卷筒传回图像的卫星。到1960年6月，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继续出现各类问题，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重新审查这一计划。重新审查于1960年8月25日宣告结束，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会议上接受建议，简化该项目的管理程序。新的管理程序确立空军部长对项目总监垂直管理权力，取消了包括空军参谋在内的诸多中间官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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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31日，空军部长杜德利·夏普（Dudley C.Sharp）下令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部成立一个“导弹和卫星系统办公室”（Office of Missile and Satellite System），以帮助部长“免除其指挥、监督和控制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项目的责任”。同一天，夏普还指示在加利福尼亚的“空军弹道导弹联队”总部设立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项目办公室，作为空军部长办公室的现场分支。命令指示，“该办公室主任负责并直接向空军部长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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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命令为空军计划确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系，但丝毫没有影响中央情报局的“日冕”计划管理体系。当然，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事变动促成了国家侦察机构的产生。其中包括两名重量级的总统科学顾问，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和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再看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在U-2、“牛车”和“日冕”的成功合作，正是这些项目推动两个机构实现了长期、制度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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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空军副部长约瑟夫·查理克（Joseph Charyk）应基里安和兰德要求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就卫星侦察成立国家统一的协调机构。7月中旬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要求查理克起草一份特别的文件，使其建议付诸实施。最初的原始建议，到最后文件形成过程中有一项关键性的改变，就是，这个协调机构的职责从卫星侦察扩展至禁区空中侦察，包括卫星侦察和选择性的人力操作和非人力操作的空中飞行系统等一系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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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6日，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查尔斯·卡贝尔（Charles Pearre Cabell）将军和国防部副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共同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成立国家侦察局，作为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的联合行动机构。1962年，美国海军空中侦察力量——GRAB电子情报卫星，并入该办公室。为保证最初“母体”的性质，未来30年国家侦察局架构的根本，包括一名局长（最终是一名副局长）、一个参谋部（由一名空军准将负责，直接向局长汇报）和三个项目部：“项目A”（位于埃尔塞贡多空军特殊项目办公室）；“项目B”（中央情报局的U-2，“牛车”和卫星活动）；“项目C”（海军，最初总部位于华盛顿州）。1963年初，空军的第二个重要部分——“项目D”立项，最初是为了完成当时被命名为R-12的项目（随后成为SR-71项目，是“牛车”的美国空军版）。“项目D”承担TAGBOARD/D-21无人驾驶侦察机项目和一个非侦察项目——R-12拦截机。“项目D”一直属于国家侦察局的一部分，直到1969年SR-71项目移交给空军战略司令部；1970年或1971年“项目D”正式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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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机构秘密存在了30年之后，1992年，国家侦察局存在的“事实”得以解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面对参众两院情报监督委员的联合公开听证会，宣布了重组计划。他声称，“美国情报界机构将进行意义深远的内部重组，有责任设计、建立并实施我们的空中侦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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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涉及三个主要业务处，替换以字母顺序编号的项目办公室——图像情报处、信号情报处，以及通信系统采办和行动处——每个处既负责情报获取，又负责监督合同研究和开发机构以及定购和运作相关的航天器和地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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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侦察局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尚蒂伊，是一座具有四个办公区域的建筑，靠近杜勒斯国际机场。服务于国家侦察局的政府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空军、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海军。1997年，国家侦察局2753名雇员中，1456人来自空军（占53%）、649人来自中央情报局（占24%）、412人来自国家安全局（占15%），214人来自海军（占8%），还有22人来自其他部门，如国防部情报局和陆军（少于百分之一）。2006年3月，美国政府审计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估计，空军人员占据国家侦察局全部雇员的57%。随着开发与工程办公室解散，中央情报局委派在国家侦察局的人员被限定在科技处行动区域。今天，国家侦察局的政府工作人员全部大约2800人，虽然该局的合同承包人员达数千人，他们或者在国家侦察局总部工作，或者在承包商的公司里负责国家安分局的项目。国家侦察局2013年度预算需求是10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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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过去以项目ABC的架构运营了数十年，国家侦察局同样是根据两份授权准许文件运营了数十年：一份是1964年国防部令，一份是1965年中央情报局长和国防部长联合签署的协议。2009年，凭借2010年度预算国会情报授权法案，国会批准授权国家情报总监和国防部长为国家侦察局制定一份新的章程，更新1965年双方签署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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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1日，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二世（James R.Clapper Jr.）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签署一份关于国家侦察局的合作备忘录，明确详细说明，国家侦察局负责“研究和开发、获取、实施空中系统行动和相关数据的处理，以搜集情报”。合作协议还确切说明，国家侦察局长承担三个明确的职责：管理和运作国家侦察局各项任务、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空中侦察首席顾问，以及共同分担“领导和管理国家安全航天部门”的责任。这份协议还确定，国家侦察局长必须建立并主持“空中侦察顾问小组”（Overhead Reconnaissance Advisory Group），担任国家侦察局长的空中侦察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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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发布的一份更为详尽的国防部长令，被视为国家侦察局目前的行动章程。这份部长令重申协议中的任务使命，除其他主题外，还继续探讨组织机构管理、行动相关的责任与作用（包括为军方、情报界、安全和反情报部门提供支持）、成立空中侦察顾问小组和情报获取。该项命令中关键一条是对“空中侦察”的定义。这个术语传统意义既包括太空，也包括在禁入区实施飞越领空的空中侦察行动，说明国家侦察局参与了太空和空中侦察系统（载人和无人驾驶）的开发制定与实施。然而，该项命令将空中侦察定义为“以太空为基地而实施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开展，或能够开展情报搜集活动”，暗示国家侦察局在开发空中侦察系统方面将不发挥作用。这一定义还明确，空中侦察包括“联合研究与开发、获取、测试和评估和由卫星实施或通过卫星实施的侦察系统行动以及通讯、数据处理，航天及其装备的指令和控制”。不仅如此，命令明确规定，国家侦察局局长必须确定某一特殊通信焦点，以代表国家侦察局对国防部长直接领导的“特殊通信企业办公室”（Special 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 Office）的特殊意义，反映国家侦察局数据过滤的重要作用——通过其卫星接收和传递传感器获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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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组织架构，如图2.7所示，体现了该机构的业务部门数量显著增加，反过来说明国家侦察局在完成和实施其任务战术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1992年和1993年成立的部门继续采取全始全终战术方法，即某个单一部门设计、开发、建造并运行卫星。而在随后的20年间，国家侦察局将这些功能分散到数个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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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国家侦察局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办公室以“提高对外国间谍对国家侦察局计划、设施和人员以及反情报活动的威胁的意识”。该部门主要职能包括研究与分析；国家侦察局、反情报机构和调查机构的内部协调；以及行动支持。2006年3月，国家侦察局局长宣布，反情报办公室重新合并划归安全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即为安全与反情报办公室主任，直接向第一副局长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