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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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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 JMIP）于1995年设立，“旨在提高国防部情报活动的实效，此举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情报活动运用的资源不仅来源于国防部，还来源于其他很多部门；二是使用这些情报数据的工作人员不仅是国防部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其他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三是集中化的规划、管理、协调与监督有利于提高情报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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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MIP）之下还有三项重要的子计划：国防密码计划（Defense Cryptologic Program）、国防影像与制图计划（Defense Imagery and Mapping Program, DIMP），以及国防综合情报与应用计划（Defense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Program, DGIAP）。每个项目都包含之前由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T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ated Activities Program, TIARA）所支持的资源。国防综合情报与应用计划由以下几个分计划组成：国防空中侦察计划、国防情报禁毒计划、国防情报总局战术计划、国防空间侦查计划以及国防情报特别技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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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MIP）建立在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TIARA）里三个计划的其中两个的基础上——国防空间侦查计划（前身是国防侦察支持计划）与战术密码逻辑计划，仅留下了侦察、监视与目标获取计划。2005年9月1日，国防部通过由代理国防部长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军事情报建立计划”——整合了联合军事情报计划与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形成军事情报计划（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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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委员会与国防情报空间威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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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委员会（MIB）成立于1961年8月15日，委员会主席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担任，其主要职责是辅助国防部情报局的启动计划以及为该机构的识人用人提供建议。在其建立的最初30年中，该委员会不定期召开会议，是国防部情报事务人员的议事协调机制，这些情报事务人员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情报联合参谋部部长、秘密情报参谋部参谋（service intelligence chiefs）。在“沙漠盾牌”与“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将军事情报委员会重新整编为一个顾问与决策机构，由他本人担任委员会主任，并且纳入了许多新成员，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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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之外，军事情报委员会的委员还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以及秘密情报参谋部参谋。该委员会一般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此外，还有3家机构与军事情报委员会有关，但不隶属于军事情报委员会，分别是：国防情报工作者理事会（Council of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ducers），军事目标情报委员会以及机构职能管理理事会（Council of Funct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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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委员会为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并举办论坛讨论和提出协调军事情报工作等问题。它监督和指导国防情报局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情报搜集、情报产出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还为国家图像与绘图局的实施计划、四年一期的《国防评论》、国家情报预测、欧洲司令部以及“沙漠风暴”、“联合努力”、“坚持自由”等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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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前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在海湾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委员会在促进军事情报领域更广泛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其自身的价值。自那以后，军事情报委员会几乎每周都要开会并为情报领域的高级官员组织论坛，内容涉及监督各项计划的进展情况、审查联合计划和经费预算情况、解决计划推进过程中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处理实质性的情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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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委员会不设置行政机关。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或行动不会影响由国防部长批准的行动、责任、职能、权威与资源。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国防部长也可能参加或主持军事情报委员会的一些特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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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情报空间威胁委员会（Defense Intelligence Space Threat Committee, DISTC）是一个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机构，委员会主席由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的代表担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协调各种复杂的空间/反空间分析活动。该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正值空间/反空间情报要求正在被重新评估、重新确定优先性和重新修改之时，以便使空间/反空间情报更加明确地为情报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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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预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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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国防部指令第3115.16号指令“国防预警网络”中规定，国防部预警任务是对来自敌国的威胁、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等问题做出识别和预警。其工作任务有二：一是对可能要求或导致美国和其盟友使用武力的不友善行为提出预警，二是辨别和告知对美国利益、目标和正在实施的行动的威胁以及对自身的弱点的提醒。此外，预警的目地就是要“通报国防部内部的情报用户和行动部门的争论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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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国防部指令第3115.16号指令将国防预警网络（DWN）定义为一个“由国防部不同机构组成的具有合作性的综合网络”，它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情报信息。该网络旨在为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供充足的情报信息，并为其留出充足时间以便对正在出现的挑战做出积极应对，从而减少或避免外来威胁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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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督是国防预警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国防预警网络相关事务上协调行动与达成共识的最初平台，比如对特定情况发出预警、新的作战信息命令，或者向国防部高层领导提出的建议”。国防预警委员会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该委员会的其他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包括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美国安全局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长、国防部情报局长、军方各部部长和作战部门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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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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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理事会是国防部管理公开来源情报（DoD OSINT）的主要机制，其会长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任命。理事会其他成员包括：由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任命的一名代表、国家安全局代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代表、军方代表、作战司令部的司令、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网络与信息整合的助理国防部长。该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1）在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计划和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负责事务协调与化解冲突；（2）负责协调与国家公开来源情报委员会开展的活动并提供建议；（3）为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的搜集要求设置优先级别；（4）为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的搜集制定战略指导。它有权建立工作小组帮助推动具体计划的协调与执行。该理事会还负责向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汇报工作，并为促进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计划、活动和制度的效果和效率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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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行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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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侦察活动相对来说是属于非入侵性的，因为它不要求实际进入目标国的领空。而且，除俄罗斯和中国以外，没有国家有能力摧毁美国的卫星。即使是在冷战期间的苏联，用这种明显的方式执行卫星侦察活动，其成本也是要远远超过潜在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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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使用飞机飞越天空、海洋或是用潜水艇接近别国国界，都很有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在冷战初期，使用侦察机接近或穿越苏联东欧领土实施针对苏联的侦察活动或是搜集各种情报的行为，也是伴随着巨大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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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由空中或海上侦查任务导致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架U-2侦察机偏离航线进入苏联领空，而另一架飞机则在飞越古巴境内时被击落；1967年，美国“自由”号间谍船在搜集信号情报过程中被以色列空军击沉；1968年，美国“普韦布洛”号通用环境研究舰在朝鲜东海海域搜集信号情报时被朝鲜击沉；1969年，美国“EC-121型”侦察机在同一海域被朝鲜击落。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朝鲜曾不断尝试击落“SR-71型”侦察机，后来又在2003年试图将“RC-135型”侦察机迫降在朝鲜。在前文的第七和第八章中提到的美国侦察机多次遭遇中国战斗机，包括：中国战斗机迫使美国EP-3型侦察机降落在海南机场，2011年U-2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台湾海峡遭遇等。以及2014年的一次事件，当时，中国一架歼-11在海南岛上空与P-8反潜侦察机遭遇，两机飞行间距小于90英尺。另外，若干事件涉及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潜艇，包括与苏联/俄罗斯潜艇的碰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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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敏感行动的管理引发了很多思考。很多任务的提出与执行都是为了满足联合军事司令部的工作需要，而其他的一些任务则是为了搜集对本国有利的情报。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情报搜集活动都有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因此需要国家层面的批准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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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联合司令部要求而进行的情报搜集任务都要经过监管办公室和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样的审批是从司令部的联合侦查中心开始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联合侦查中心（JRC）都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实际操作部门，与国家联合军事情报中心共同工作。联合侦查中心建立于1960年10月24日，在此之前的1960年5月1日，美国在苏联损失了一架U-2侦察机，后来在1960年7月1日又在巴伦支海损失了一架RB-47型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为防止类似惨剧不断重复发生，因此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侦查中心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处，与国家联合军事情报中心共同工作。联合侦查中心扮演者侦查计划的审批机关的角色。该中心还制作了一份“厚达几英寸、内容充满了技术数据与图片”的联合侦查行动计划表，用以监视任务进程，并向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提供实时的军事力量部署、任务活动情况等与侦查相关的信息。图18.2参谋长联席会议侦查部门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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