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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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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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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主导了苏联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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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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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推行军事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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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粮食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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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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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明确纲领的农民起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有25%—30%的农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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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是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相呼应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历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这一次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矛头直指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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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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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的标准是，这个政权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这给苏维埃政权一个严重的教训，即一个政权不能长期无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凭借暴力进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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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支援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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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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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取消粮食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例如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3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 · 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的征收量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接受。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以11票对4票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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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曾实行过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份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征粮工作在9月1日开始，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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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最高决策层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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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态度也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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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1年初，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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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考虑改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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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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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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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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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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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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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纲草稿没有及时变成决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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