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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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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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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922年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查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强调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地监视病中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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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口授遗嘱受到的监视与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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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底列宁病情出现最初症状，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1］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2］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全会曾专门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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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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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医疗制度的监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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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候列宁的思维仍然清晰，继续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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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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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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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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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列宁受刺激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1922年12月21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这下惹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她严厉训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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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他批评“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7］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于斯大林的行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8］“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是表明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9］从1902年起列宁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基本保持一致的。而列宁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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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中央委员会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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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看到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其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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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列宁主张从工人阶级中选出50—100个中央委员。［10］他说：“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11］列宁所指的工人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并且特别强调，“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12］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的目的：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以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党的稳定性将因之得到增强。总之，列宁的目的在于让工农群众的代表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还有一点重要的，又不便明言的，卢森堡等人对于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为“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让大量优秀工农分子进入中央，也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名实相副。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于1922年12月23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13］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山头，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人马”。所以，1923年1月29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增加到50人，美其名为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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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1923年2月22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显然这是他在了解了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回应之后的一个较为系统的补充与反建议，他说他是始终捍卫列宁信中的基本思想的，但认为扩大中央委员会意味着效率降低，不仅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反而应当减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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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建议：“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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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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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出发，并且试图为中央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为此，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使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与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终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以改变政治局内事实上已形成的无监督、无汇报，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的现象，从而将加强对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监督。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思路并不同意，他从保证中央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山头的利益，同意扩大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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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主张，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践证明是空想。中央委员会虽然增加一些淳朴的工农分子，但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了解真相，缺乏判断的经验与足够信息、智力、能力，他们能起监督的作用吗？如果他们也参与决策，岂不会影响“准确性、正确性、及时性”？托洛茨基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所缩小，但由谁来监督这缩小的领袖集团呢？谁来监督权力中心：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呢？看来胜利者是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中委、中监委，扩大党代表大会，一步步把他们变成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人物，或者干脆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它还能起到监督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制约列宁、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那么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它既不能监督政治局、组织局，更不能监督书记处，不仅不能防止冲突与分裂，反而加速了冲突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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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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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15］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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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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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托洛茨基也身居要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是陆海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托洛茨基当时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加之托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列宁的话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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