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1184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34]

1702981185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8．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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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87 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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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89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所依据的是“血亲复仇”式的推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类似斯大林的论述，他们认为阶级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阶级的消灭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那时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便成为多余的了。暴力只能摧毁阶级的反抗，但不能消灭阶级。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工作的重心转变了，转到了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来了，苏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改造国家机关，另一个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苏联并不存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形势，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失去政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靠无产阶级的法律和专政机关，完全可以镇压破坏新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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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91 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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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93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争论时提出来的。其提出的论据是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不愿种粮和卖粮。沙赫特事件，则是人为制造的所谓“反苏”事件，1928年5—7月苏联把自1923年以来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生产事故集中处理，造成这些事故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是正常的，但却都被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1］ 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最后，‘出乎意料’，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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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95 在斯大林看来，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3］他夸大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把其推行全盘集体化和超速工业化造成的困难，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均归结为阶级斗争。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严厉批判布哈林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顺便说一下，把布哈林的理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对布哈林理论的歪曲，布哈林并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在过渡时期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还会尖锐化，但他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趋向缓和。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阶级斗争不是永无停息之日了吗？斯大林再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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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97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因与果是矛盾的。他说的“新的阶级变动”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在下降”。［5］按照这个逻辑，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怎么能把这种变动看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和基础呢？斯大林就是这样不合逻辑地一方面强调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被消灭，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正在灭亡、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灭亡，另一方面又按他自己的臆断，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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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199 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尖锐化”成因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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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01 在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之初，斯大林认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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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03 1930年，正当苏联全盘集体化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农村的“富农阶级”（事实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被用暴力消灭之时，联共（布）十六大召开，斯大林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7］“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8］斯大林把农村“富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推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把大部分人都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所以他得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的政策激化了阶级斗争，1930年1—3月，全国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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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05 1932年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工农业中成了唯一的经济体系和统治力量，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而且还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斯大林又强调：“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就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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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07 “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9］斯大林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也归之于是这些“残余”在搞破坏，什么事都可以抓到阶级斗争这根弦。应该承认，有敌对情绪的、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确实存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并没有斯大林描绘得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新制度让他们感到比军事封建主义的沙皇制度好，他们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不是让许多在十月革命年代跑到国外去的白俄也欣喜若狂，把斯大林称为民族英雄吗？对于其中的极端破坏活动，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镇压。而斯大林所描绘的图景却是到处都是敌人、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他们在党内、机关企业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到处都存在，那么只能得出结论：“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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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09 斯大林根本就不提对这些人及其家属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按照他“复仇”的逻辑，这些“阶级残余”永远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如果让苏维埃政权太平无事的话，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这些“残余”。所以斯大林反对宽大的政策，他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10］也就是说，苏联加强专政、镇压几乎是无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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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11 更为荒谬的是，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斯大林还在重申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也就是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式，并在苏联社会掀起一场大清洗的浪潮。1937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其阶级斗争的完备的公式。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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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13 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得找到其根源，国内既已不存在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便只能源于外部。于是，斯大林便用外国派遣特务来解释。斯大林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良好和和谐的，资本主义这些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且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吗？”［12］斯大林片面地认为：“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13］这些被击溃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佣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14］按照斯大林这样的逻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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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15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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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17 按照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苏共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还大抓阶级斗争，甚至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国际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他长期坚持通过扩大和加剧阶级斗争的办法治党治国，持续不断地搞大清洗。在30年代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大多数优秀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红军中的许多卓越将领和指挥员，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无辜牺牲品，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许多人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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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19 关于大清洗的情况，本书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从军队中的清洗情况，就可见斯大林大清洗的残酷与危害程度。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8人被判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被处决。他们的罪行是为德国和日本搞间谍活动，阴谋出卖苏联的乌克兰和远东的领土，以换取军事支持来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这是希特勒利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成功地实施了“借刀杀人”的诡计。对于希特勒来说，熟悉现代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是他将来发动侵苏战争的重要障碍，为了除掉他，他们便投斯大林所好，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高级将领间的往来信件，并通过军部大楼失火，使这些文件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偷出，通过捷总统之手把文件转到了斯大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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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21 自此，军队内的大清洗便开始了。在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占总数一半以上军官被清洗，总数达35000人，其中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一、二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有221人均被害；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部被害，6名一级海军将领全部被害，15名二级海军将领有9人被害；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害，29名军政委有25人被害，97名师政委有79人被捕，36名旅政委有34人被捕，三分之一的团政委被捕。［15］大规模的清洗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不仅高级指挥员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已经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团长了，到1940年时，大多数师长担任这一职务不到一年。即使是一场战争，也不会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失去如此之多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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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23 1939年以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扩军，更感到指挥员不足。一些在军事院校尚未毕业的学员也被补充进了军官的队伍，但是，到战争前夕，军队的指挥干部也没有配齐，陆军中缺16%的指挥干部，空军中飞行技术人员缺32.3%，海军中指挥员缺编22.4%，全军中有75%的指挥员任职才几个月，许多人连升数级，并不胜任他们所担当的工作。1939年以后释放了一些军人，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捕人，在战争爆发前夕的6月15日和16日还逮捕了空军司令员、空军总监和防空兵司令雷恰戈夫、斯穆什克维奇和施特恩。希特勒欣喜若狂地注视着苏联的情况，1941年，他在谈到准备进攻苏联时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人才已于1937年被消灭了。这样一来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必需的智慧”。新军官们都被培养成忠于斯大林的人，但他们没有经受过考验，削弱了苏军的战斗力。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中说：“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夕，我们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这对我们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巨大的不幸。这使我们的年轻干部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必须在战斗过程中取得必要的经验，常常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6］朱可夫也说，1937—1938年的大清洗的后果是严重的。1939年苏军干部的训练情况与1936年相比，其训练水平大大地下降了。军队从团一级开始严重缺乏干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清洗，军队的组织纪律涣散，军官无法整顿纪律。科涅夫认为，“如果没有1937—1938年，没有胆怯，没有不信任，没有间谍恐怖症，1941年的战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国显然绝对不会对战争如此缺乏准备。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17］华西列夫斯基则认为：“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因为1941年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事干部的严重程度的评估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怎么说呢，1939年我有机会参加列宁格勒军区由霍律向梅列茨科夫办理移交的一个委员会，当时许多师长都是大尉，因为所有军衔更高的人都被捕了。”［18］战争前夜，苏联需要加强军队建设，需要有经验、有现代战争意识的指挥官，而苏联自己却把这些指挥官杀掉了，自己毁掉了长城。不容置疑的是，希特勒胆敢向苏联发动进攻和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到惨败，都与斯大林在军队中残酷的清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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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25 总之，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不是列宁的理论，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使许多无辜者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严重损害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威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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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27 ［1］《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页；第12卷，第15页；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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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29 ［2］《斯大林全集》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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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31 ［3］《斯大林全集》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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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233 ［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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