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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6．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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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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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但绝大多数成果的重点，均放在了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如何煽动与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分裂中国等方面，而忽略了最终导致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的根本原因。［1］本文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中俄文档案史料，对外蒙古独立的基本过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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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要求独立之成因与沙俄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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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同时，我们首先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搞清：一是清政府对外蒙古的特殊统治形式；二是清政府此间对蒙古地区实施“新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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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对被称之为“藩部”的外蒙古，统治形式非常特殊，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管理，并以盟、旗为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基层政权机构，而在职的蒙古王公，事实上就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的各级官员。［2］应当说，这种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寄希望于从中国分离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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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自1901—1911年间实施的“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新政”政策，无疑对蒙古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变革，但在客观上撼动了自康熙年间起，蒙古上层社会所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这无疑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并决定从中国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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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早在1911年初，外蒙古高层就开始与沙皇俄国政府联系，为其独立寻求沙皇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庇护。但此时的俄国政府碍于时机并未成熟，断然拒绝，并称：“在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未签订中蒙协定前，切勿指望我们提供帮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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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中旬，以库伦活佛为首的蒙古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施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同时，库伦活佛面告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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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俄国驻库伦外交代表与当地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暗地鼓动外蒙古独立，但得知库伦活佛正式决定派遣“社会各界代表团”前往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时，还是不无担忧。特别是当对方提出的在中国当局得知事情真相后，“将向蒙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动”等请求后，俄驻库伦代表深感事态之严重，速电告俄代理外交大臣：“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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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库伦代理领事的电报后，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致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称：“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施行新政，并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的自治权，故在库伦召开会议，现刚结束。”俄代理外交大臣同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秘密前往彼得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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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托夫除向科科弗采夫通报了上述情况后，作为代理外交大臣认为：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尼拉托夫同时建议，“我认为最妥当之做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为他们提出之请求很重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7］从上述情况分析来看，沙皇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库伦领事馆与当地活佛的确有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但蒙人真正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庇护时，还是让对方感到时机不成熟。但鉴于库伦呼图克图与喀尔喀四盟王公特别代表团衔命前往彼得堡，请求接纳蒙古在沙皇俄国的保护的情况下，沙皇俄国政府迫于突发的形势，决定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讨论有关蒙古问题，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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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如何对待蒙人的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与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是极不适宜的。会议指出，蒙古问题危机的出现，并非出乎俄国之所料，因很久以来俄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俄国驻蒙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但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易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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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实行新政，其农民在俄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将这条边界附近的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界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让俄国不能不感到忧虑。因此，俄国政府认为，蒙人反对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新政措施，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支持蒙人的意图，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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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的新政，确实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变了其文化生活，屯垦戍边，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对蒙古地区统治政治模式的变革，内容上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蒙古上层社会的世袭特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沙皇俄国政府明知参与蒙人的分离运动会导致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但蒙人的举动，符合俄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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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利益诉求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是俄国在蒙古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内地向蒙古地区的大量移民，是俄国政府的最大担心。尽管沙皇俄国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要求独立的做法持支持态度，但碍于实力有限，顾及当时的中俄关系，俄还是作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即“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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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政府虽作出了上述决定，但仍未忘记安抚前来彼得堡的四盟代表团，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许我国在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10］为防止前来彼得堡的代表们担心将来遭到中方的报复，俄国政府答应向中国方面说情，使中国政府与俄国报刊感觉此代表团出访俄国首都彼得堡，不具有政治性质。为强化自己在库伦的军事力量，俄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携带机枪，加强库伦总领馆卫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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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给蒙古地区封建王公及沙皇俄国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11］俄驻库伦总领馆在致北京公使馆的密报中称：“喀尔喀王公们因中国内部出现动乱而受到鼓舞，遂决定积极达到脱离中国之根本目的。根据此项计划，他们就向蒙古人提供武器问题，通过总领馆私下与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进行了接触，加强了同我们政府的协商。建议切勿错过中国革命这一对喀尔喀独立有利的大好时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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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王公们看到形势发展对自己极其有利，便于同年11月15日，要求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从各旗召蒙古军队回库伦。尽管三多反对，但此时的事态亦非三多所能控制。18日，王公们正式向三多宣布了喀尔喀自治，并要求三多及属下离开库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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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政府在库伦的驻兵，只有办事大臣三多的40名卫兵与近300人的步兵与骑兵，而中央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离开库伦，［14］因此也直接导致了库伦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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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屡次希望与喀尔喀王公举行谈判，但均遭到拒绝。面对已无法收拾之残局，三多在明知库伦乱局有俄国总领馆参与，还是硬着头皮寻求俄国总领馆对滞留在库伦的中国人提供领事保护。此时，三多的卫队同样亦不复存在，其亲信惊慌失措，故三多决定放弃抗议，离开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1911年11月21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行，在外蒙古王公们提供的12名蒙古骑兵，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派出的10名哥萨克兵的保护下，携2名翻译，黯然离开库伦，于27日抵达恰克图的边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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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曾赴俄乞援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的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16］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呼吁：汉、藏、蒙、满、回同为一家，只因前统治者之压迫，藏蒙才对中国之态度发生变化。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真诚改变这一态度。他期望藏蒙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使人民在精神上恢复同中国之关系等，［17］但无法改变蒙古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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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3日，沙皇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地方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恰好应验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此前提出的“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句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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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沙俄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交涉，仍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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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23日，经沙皇俄国政府提出，并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签署的关于外蒙古问题声明中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19］同时在中俄双方的照会明确指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许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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