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2884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45]

1702982885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9．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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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87 孔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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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89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与二战后的政治现实有关，是二战后独特的国际环境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解放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控制了沿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线的东欧地区。从历史上看，控制过东欧的条顿骑士团、瑞典、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和希特勒德国都曾对俄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对苏联而言，东欧同时是一个防御阵地的前沿地带；可能实行的向西扩展的跳板；在意识形态上使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合法化；采用苏联模式的实验室”。［1］斯大林控制东欧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将东欧作为保卫苏联的后盾。而在斯大林看来，确保东欧成为其可靠后盾的有效方式是移植斯大林模式。而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愿接受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担心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决定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后的国家不仅屈从于苏联，而且受到苏联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决定向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主义问世。1947年6月美国提出了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随着冷战的来临，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到1948年在苏联支持下东欧国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东欧国家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主义也被移植到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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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91 1948—1956年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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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93 1948—1956年是东欧国家实行斯大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将苏联模式强加给大多数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40年代末，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冷战要求限制东欧国家的主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采纳苏联模式。“进步和和平阵营”的国家不得不实行进一步的苏联化。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完全从属于苏联（外部苏联化），同时采纳苏联国家运行模式（宪法仿效苏联宪法）、苏联的经济体制，在科学、文学等领域向苏联看齐，特别是以苏联价值观取代既有的惯例和价值观（内部的苏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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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95 从1948年起，除了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开始实行全面的斯大林化，苏联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波兰作为东欧最大的国家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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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97 首先，一党制形成。1948年1月波兰工人党攻击社会党控制的中央计划局，指责中央计划局成为“资产阶级科学的人质”。中央计划局领导人变动消除了不同于共产党的经济观念。1948年4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两党领导人通过了统一的决定。5月两党发布了题为“在走向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道路中”的关于意识形态和纲领的共同声明。提到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采纳苏联模式需要考虑到波兰的条件。8月波兰工人党发生人事变动，主张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被解职，贝鲁特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哥穆尔卡的解职，意味着教条的极端斯大林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波兰工人党通过了新的政治路线，即否认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48年12月25—28日，在华沙举行两党合并大会，合并后的政党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到40年代末，波兰统一工人党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全面控制，其他政党如波兰农民党成为联盟党。1948年7月，多个青年组织合并为波兰青年联盟，仿效苏联共青团对青年进行教育。1949年6月，代表350万工人、占农业之外就业工人的90%的36个部门工会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会全国理事会。这些准政党组织如工会和青年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传送带作用。1951年中期议会成立宪法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新的基本法。宪法委员会主席贝鲁特强调新的基本法要利用苏联政治体制解决方案。宪法草案被译为俄文，并交斯大林审议和修改。1952年7月22日，议会一致通过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强调波兰为人民民主国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1952年宪法不仅规定公民享有社会权利，如工作、休息和教育的权利，而且也规定了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但是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自由和通信秘密等权利只停留在纸上。波兰国家体制全面模仿苏联，从国务委员会、人民会议到司法和检察系统无不如此。司法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新的制度。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机构手中，而党的结构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各级行政机构从县到省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党的第一书记。1952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担任总理。波兰出现了对领袖贝鲁特的个人崇拜，贝鲁特被视为党和国家的象征、一贯正确的思想家和“祖国之父”。波兰仿效苏联成立了安全局，以消除对新政权的抵制，监督公民的政治态度。新政权依赖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局和民警局，在1948—1949年间这些机构滥用权力，制造国家恐怖，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贝鲁特当权期间，有19位波兰官员被判处死刑，天主教红衣主教维辛斯基身陷囹圄。许多人因政治观点遭到清洗，被投入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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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899 其次，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波兰在经济体制上也仿效苏联，到40年代末波兰已与苏联经济十分相似，其经济是基于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制。1949年2月波兰建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向企业分配资源和人力，并制定中央确定的生产计划，形成了指令一分配制度。在国有化的浪潮中，私营工业的比重下降。国家对私营工业和商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市场供应日益困难，出现了排队和黑市等现象。波兰也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到1950年国营农场控制了可耕地的10%。1953年，波兰停止农业集体化。农村合作社虽然保留了合作社地位，但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1951—1952年重新实行农产品强制交售制，农民交售的价格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一半。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苏联成为主要贸易伙伴。波兰与苏联的贸易条件并不平等，波兰出口到苏联的煤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国家推动工业化，以大量的投资用来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汽车制造、化工等。六年计划的项目有新胡塔的冶金联合企业，琴斯托霍瓦的钢铁厂、卢布林的汽车制造厂，以及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造船厂等。国有化的结果是国有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工业化促进了波兰经济的改造，为波兰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波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经济运行模式并不注重效率，经济增长具有外延性质，未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竞赛具有暂时性，其结果是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浪费。经济发展并不和谐，大量资金分配给重工业，不仅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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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01 第三，意识形态的苏联化。在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苏联的同时，波兰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了全盘苏化。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遭到批判，斯大林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个人并不行使权力，而是由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在没有任何敌对阶级的条件下，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当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实现了财产的社会化，以国家计划取代了市场交易，社会主义就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敌对的外部环境，因此国家不会消亡。与社会主义愈接近，阶级斗争就愈为尖锐。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权力需要最大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法也仿效苏联，一方面注重信息的垄断和信息封锁，限制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新的现实进行神化，粉饰太平，其结果是宣传与现实的脱节。波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仿效苏联，确立了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多数东欧国家在同期也采纳了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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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03 斯大林模式在1948—1956年在东欧国家被全面采纳，使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也得到了充分暴露，东欧国家为实行斯大林模式付出了惨痛代价，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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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05 （1）在政治上破坏法制，实行恐怖统治。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之时，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或阶下囚。1948年6月28日，南斯拉夫被驱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掀起了清洗“铁托分子”的政治运动。据统计，1948—1952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被清除的党员有250万人，被监禁的有12.5万人至25万人，受害者中间有：3位总书记、1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等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100名将军。［2］1948年9月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因哥穆尔卡“右倾民族主义”被解职，在两个月之间有5万党员遭到清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年间有26万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被开除出党。安全机构滥用权力，许多波兰公民遭到迫害，到50年代中期被释放的政治犯达10万人之多。1949—1953年匈牙利被处决的共产党员要比霍尔蒂统治时期多。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遭到陷害，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和在二战期间“充当德国间谍”，最后遭到处决。1948—1956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35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有250万名，大清洗之后党员人数下降到150万名左右。1951年政治大逮捕，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13人受到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1954年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国内派共产党领导人科斯托夫被指责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1949年遭到清洗，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副总理职务。1949年12月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科齐 · 佐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1949年经秘密审判被处决。阿尔巴尼亚的大清洗涉及31名中央委员中的14名和109名人民会议代表中的32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4的党员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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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07 （2）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强制实行国有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影响。1949—1950年，东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1952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98%、100%、98%、97%、99%、97%、100%和81%。［3］东欧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在保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按照盲目崇拜发展具有决定结构意义的部门的逻辑，农业在保加利亚经济中只被安排起次要作用。结果很明显，那就是保加利亚农村的人口迁移和日益荒芜，农业生产不断下降，农产品匮乏”。［4］东欧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中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迫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除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进展较快外，其他国家进展缓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效率。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其结果是消费品的短缺，黑市和消费品短缺成为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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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09 （3）意识形态的斯大林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扭曲，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限制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命令”性质。个人并不行使如何权力，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拒绝工人自治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元的独立工会。在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那就只有一党的余地。［5］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封闭了社会主义的革新之路，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来自苏联，其中不乏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正如姆拉德诺夫说言，“形成这样一种形势的根源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它建立了一支宣传‘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写的经典条规的代言人大军，以此来代替志同道合的创造者的共同体。它建立了缺乏理性的王国、使人僵化的空虚和精神上的静止，以此代替在斗争和怀疑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思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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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1 1956年之后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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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3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苏联从此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东欧国家也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政治犯被释放，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遭到迫害的改革派领导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赫鲁晓夫缺乏对斯大林个人所犯错误的体制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不可能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随之中断。此后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主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时期。东欧国家在1956年后的非斯大林化进程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有限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体制长期负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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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5 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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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7 （1）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集权制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这一体制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无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虽然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基本的人权，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公民因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和福利。这一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出现了打击异己、清洗政敌、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等现象。这一体制漠视法制精神，在治国方式上实行动员、命令、强制和镇压等方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政策，又制造了更多的政治审判案。在“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粉碎后，1970年的清洗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有50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遭到清洗的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官僚集权制面临着在等级制基础上执政的官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有关生产力、生产资料、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由一小批官僚决定的，而生产财富的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东欧国家出现了在官职、住房、收入、采购、医疗、教育和出国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即特权阶层，他们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只关心自己特权的保持和扩大。而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则面临着贫困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波兰在1980年特权阶层及其受益家属的人数达300万左右，约占人口的10%。正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将波兰带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官僚集权制的直接后果是政权与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波兰从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工人抗议到1980年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工人抗争不断。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的官方工会被大部分工人抛弃。这表明波兰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紧张已到危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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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9 （2）党的领导变为权力由党的机构垄断与集中，削弱了国家机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干部任命制导致了干部危机，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治生活日益程式化，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变成了由指定演员按照预定台词演出的独角戏。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68年6月发表的两千字声明所言，“党与国家的结合导致使党失去与执行权力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活动没有批评。议会忘掉了真正进行领导。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分量”。［7］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被曲解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制定政策时，同人民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压制。于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作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被党葬送了，党于是成为自我孤立的牺牲品”。［8］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往往享有特殊地位。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忽视民主，强调集中。任命制被滥用，加剧了干部危机，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姆拉德诺夫指出，问题在于“上级指定和任命制度通过其弊病——垄断、秘密、滥用职权、耍计谋使得许多干部蜕化变质，毁了他们。因为这种制度教他们只看上面，朝上司看。它教他们相信，他们不管犯多少错误，甚至根本不合格，既然被列入指定和任命的名单之中，那么在领导层总会有他们的位置并能保住他们的工资与特权”。［9］乌尔班内克曾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的虚伪稳定和职务分配，导致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党和国家的特权阶层中，把有利可图的位置攫为已有，而且也占有了极其重要的权力阵地”。［10］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较为狭窄的、盘根错节的小集团，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这些干部唯命是从，为破坏法制敞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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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1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之外的东欧国家得到保持，即使是经过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也未产生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负病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以及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赢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11］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东欧国家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12］上述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是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和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齐奥塞斯库已执政24年，但罗马尼亚人民仍在忍受食品、电力和热力的短缺，一些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已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教育投资，忽视住房建设；过度发展的部门产生了大量库存，而发展不足的部门则造成了严重的短缺。尽管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有过不凡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从国际比较看，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1980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地利的70%，匈牙利相当于意大利的74%，波兰相当于西班牙的77%，南斯拉夫相对当于希腊的81%，东德相当于西德的64%。［13］在东欧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东欧显然已败下阵来。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真正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国家，仅包括1950年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后的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其他国家也进行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但只是着眼于完善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改革。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南、匈、波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旧的低效运行体制被部分抛弃，新的有效运行体制并未形成，因此经济恶化的态势更为明显。一些人指责经济改革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经济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市场化进展的缓慢才加剧了中央计划经济中潜在的经济问题。东欧那些未进行经济改革、固守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早已陷入慢性危机，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固守传统经济体制，最多只能苟延残喘，而不会带来效率的根本改进，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由于排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是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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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3 （4）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14］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15］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16］。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17］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18］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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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5 应当强调的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存在作为一个外在因素限制、制约着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南斯拉夫较早摆脱了苏联控制，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不只是沙皇俄国的简单继续，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19］在冷战时期，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帝国性质”。［20］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对于卫星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不会放任东欧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恫吓与威胁是苏联对付其盟友的惯用手段。苏联领导集团担心东欧的改革不仅会威胁它在那里的霸权利益，而且会对苏联社会本身造成影响和冲击。［21］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就遭到苏联军队的无情镇压，同年匈牙利在令莫斯科放心的情况下进行了谨小慎微的改革，实行“新经济机制”。1982年的波兰经济改革也是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只默许东欧国家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一旦苏联认为东欧某个国家越轨就进行干预。这就可见东欧的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一方面要顾及莫斯科的反应，避免不触怒苏联，另一方面要顺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之后有所改变，苏联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要求东欧加快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加深，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出现了重组，政治动荡开始加剧。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战后有限主权和斯大林主义占上风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一经济制度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未能确保实现应当释放出来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22］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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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7 ［1］（美）特里萨 · 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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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9 ［2］（西班牙）费尔南多 · 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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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1 ［3］（英）本 · 福凯斯，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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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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