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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2．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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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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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突破斯大林的“两个凡是”。即使中国达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结束，那时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回归到斯大林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赋予它新时代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一个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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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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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逻辑。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其次，党的领袖是解释、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有权威的理论家。第三，党的领袖是未加冕的终身君主，接受帝王的乌啦、万岁三呼。他具有绝对权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人专政，他一言九鼎，有权决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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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恩格斯讲过：马克思曾几次说“‘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可见，后人把马克思主义推崇到这样高位，只不过是借助钟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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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空想。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时，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本国的实际，想出一套社会制度，如恩格斯所讲：“从外面强加于社会。”［2］那就是倒退，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空想，其危害超过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是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冠以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误导性；二是它有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可以强制推行该制度，并要求人们大唱社会主义好；三是这一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权威相结合，就是打人的棍子和杀人的刀子。对持不同意见者、即使共患难的战友也要清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肉体消灭，就是放逐，或者驱逐国外，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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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失败。为什么苏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民80多年，竟没有培养出一位像在内战期间的夏伯阳式的人物，在苏联垮台时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战斗。这是可悲的，值得深思，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但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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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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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不是东施效颦，有新的内容，是指：凡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凡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捍卫，但所坚持和捍卫的均是斯大林确立的理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个凡是”必须突破，理论才能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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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那么这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这比上次评价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是从苏联照搬来的，其根子在斯大林。虽然两者的内容不同，但在反对个人崇拜和解放思想方面是异曲同工，故再次用突破“两个凡是”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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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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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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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里讲的“科学”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说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之上，其奠基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这只是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划。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什么是空想时，是这样讲的：“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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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走向科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4］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科学是指社会主义从此摆脱了空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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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为未来社会规定目标和内容。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5］恩格斯在1893年，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6］恩格斯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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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规划“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恩格斯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未来社会组织方面，“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他们对未来社会、没有“预定看法。”这样做：一是避免在尚无这种经济关系时，来设想“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因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来设计社会主义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二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来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未来社会制度组织情况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确立，因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四是恩格斯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8］五是恩格斯在1875年所指出的，历史表明，在1848年时我们“错了”，“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斗争方法“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消除了当时的“迷误”，所有这些都“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这就表明，不仅对未来社会不作预测，而且对已确立的理论、观念、斗争方式也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他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不可能为未来确定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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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他摘录了《共产党宣言》一句话作为题词：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谈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可见，他们没有一个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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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既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预想，后人也可以根据他们一些观点概括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如有人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四项基本原则当时提出的内容是以当时的条件为依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实践已发生很大变化，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的内涵，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这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社会主义的特征随着“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也在发生变化。这种新的内涵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已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新的内涵是法治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由法制专政所代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这个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现在又加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是两个先锋队的代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内容已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发生变化，这就表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科学社会主义定式，所谓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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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也用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主要是为了表明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后来是为了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区别，而不是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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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明确结论”，而不是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如果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组织方面详细情况，可用邓小平的两句话：一是“三个有利于”，二是“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三个有利于”，表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为依据；二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符合恩格斯提出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在实践中探索“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错了就改，而不是先验的设想一个固定模式，来束缚人们的手脚，这不符合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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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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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论述过，只有斯大林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败，它对社会主义探索来说是一大贡献。其制度的经济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但是这三大特征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外表上的区别，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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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斯大林所倡导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认为：一是资本主义被否定之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应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至于如何融合马克思没有讲。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完全把个人所有完全排斥在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9］二是斯大林确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者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就使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成为“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的内含和外延没有明确的界定，是没有主体的虚构，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对其界定为“国有经济”。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斯大林所规定的公有制范围，如股份制（初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和各种基金等。实践证明，两种公有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多种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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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计划经济。一是斯大林所确定的“有计划按比例”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论证不能成立。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二者如何成为一个客观规律？二是将有计划按比例作为一个规律，实际上是有计划地破坏按比例，可集中人力财力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或集中力量完成一两个项目，如两弹、航天等，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日用品严重匮乏，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三是这种计划经济，效率低、投入大、产出少、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下，无人负责，成为一种官僚的“短缺经济”。四是恩格斯晚年指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10］这就表明，不能把有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已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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