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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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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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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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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4．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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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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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是苏联犹太人文学家伊利亚 · 爱伦堡为自己1954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的书名。作家通过这部小说试图揭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用“解冻”来概括斯大林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文学的复苏现象。现在有些俄国学者甚至把“解冻”用做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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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局限，对苏联文学的“解冻”，当年我国国内没有全面介绍，后来深入研究也不够，因而存在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评论。不久前，笔者写了一篇《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1］的文章，试图把苏联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希望与同道讨论。在这里笔者想就上面的题目继续表述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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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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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变化，那么，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应该像研究自然变化的过程一样，先从文学是怎样“封冻”入手，追寻“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关于苏联文学“解冻”的背景和原因，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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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在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俄罗斯文学便得到了高度发展，由普希金开端，相继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文学再次出现辉煌，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审美观念多元化，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平行发展，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象。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新现实主义。他们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向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由的斗士，是胜利者。除了高尔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还有列 · 安德烈耶夫、伊 · 普宁等著名世界的大作家。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亚 · 勃洛克、A · 别雷、И · 安宁斯基、安 · 阿赫玛托娃、奥 · 曼德尔斯塔姆等大诗人为其代表。俄罗斯的现代主义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派和未来派。现代主义的各派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差异，而总的倾向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其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维护人的个性和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不只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财富，还标志着俄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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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的政治高压政策打断了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由于革命和内战，“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2］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被打断。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成潜在的敌人，贬低“白银时代”的文学，把世纪之交的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企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大批文学家被迫逃到国外，另一些文学家转做其他工作，最早投向革命的只有少数文学家。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设想未取得多少成效。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文学才得到复苏的机会。20年代苏联文学由复苏而达到一定的复兴。“白银时代”的一批老作家跨入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年代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基本上产生于这个时期。20年代的文学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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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完全确立，文学复兴和发展的势头被打断。各种文学团体和小组被解散，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遭扼杀。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下，人道主义被否定。不仅一批对文学复兴有很大贡献的“白银时代”的散文作家、著名诗人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曾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歌唱的马雅可夫斯基也遭冷遇，他的戏剧《澡堂》被停演。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3］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被打入“异己分子”的队伍，20年代文学的复兴实际上被否定。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制定了作家协会章程，作家协会成为文学家唯一合法组织。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唯一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性格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作家协会实际上成为限制作家自由创作、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在30年代的大镇压中，作家协会帮助镇压机关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另一些持不同审美思想的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虽逃过镇压却失去了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即使执行当局文学路线而得到认可的作家也必须处在严格的监督与检查之下，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怀疑和打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论是在前线工作的1000名作家，还是留在后方的2/3作家，都为战胜法西斯而进行战斗，但党和国家机器对作家的监督和控制却更加严厉。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影响不好，便改由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人亚历山德罗夫等直接监控文学家的活动，甚至由党中央书记处对一些作家作出批评或处理的决定。1946年针对列宁格勒《星》、《列宁格勒》杂志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两位作家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整肃运动，文学家首当其冲，文学界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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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末到斯大林去世之前，对文学领域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裂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的回国，有的死亡，人数已经减少，而30到50年代的大镇压又使一些新的成员加入到侨民文学家队伍。另一些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或者从事翻译，或者潜入地下写作，其作品只能收藏起来。在国内公开活动的作家队伍中不乏有名的作家，也出了不少名作，但文学活动的环境极不正常也不健康，使许多作家经常处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像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等著名作家，甚至连紧跟党的路线长期担任作家协会领导的法捷耶夫，也没有逃脱受批评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作家被推上“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当时最风行的是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是不顾事实的“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千篇一律，矫揉造作，刻板旧套，缺少美学价值。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严重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封冻”状态。对于文学艺术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5］苏联文学已经到了不进行一场变革已走投无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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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文学“解冻”提供了机遇。苏联实行领袖政治，国家没有走上法治的道路，没有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的制度，即使是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未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迅速开始清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文学领域也同时发生了“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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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解冻”的进程与赫鲁晓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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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国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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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女诗人О · 别尔戈丽茨也是这年4月，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提出：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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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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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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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文学报》以И · 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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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瓦 · 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 · 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9］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 · 哈恰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10］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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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 · 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11］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12］作家В · 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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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14］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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