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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56．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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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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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对经济体制改了18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头几年，不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改革18年之后的体制，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度集中的一种体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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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增加几个还是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改革始终迈不开大步。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个时期，一方面消耗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这是苏联走向衰亡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大体经历了4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如果排除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油价与大量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等因素，那么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改革过程与出现的种种问题来看，它确实在很多方面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斯大林模式所存在的带有制度性的弊病。改革停滞不前，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仅就两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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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坚持“左”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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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方面，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列宁之后的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处于“成熟”状态，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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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改革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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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尤其是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卖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而且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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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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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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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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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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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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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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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直接社会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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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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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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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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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邪说”，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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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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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讨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只是在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南斯拉夫，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6］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牙利又悄悄地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加以镇压。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以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思想为制定体制改革方案的，即提出“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非教条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在60年代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若不打破旧的理论教条，要改变苏联型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家进行的这场公开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所以，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利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苏联是决不允许的。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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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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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企业地位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权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都是以不损害国家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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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在1965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为了克服过多地用行政方法领导经济的缺点，苏联提出要把领导经济的行政方法逐步转向经济方法，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制。但是，改革过程中，由于坚持“非商品派”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对经济的行政领导方法一直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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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情况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讨论问题的气氛也远远没有改革一开始那样活跃。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官方观点的经济界“权威人士”，经常对一些新提出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争论压下去。这种情况，很难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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