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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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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6．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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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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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契尔年科逝世。在22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任主席，实际上向世人表明，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11日，也就是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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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升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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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年后苏联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戈尔巴乔夫爷爷的5个孩子死了3个，“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1］戈尔巴乔夫出生的年代正是斯大林体制建立时期，新体制的建立是以极高的代价进行的，许多人受到冲击。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十月革命后的新生活中，入党，积极参与集体化，担任其创建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的祖父则是顽固的小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但这两位老人却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镇压，其外祖父的罪名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祖父则是“怠工者”，幸运的是他们都没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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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使苏联遭受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战后苏联十分缺乏劳动力，戈尔巴乔夫从15岁起便参加劳动，17岁时因与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并肩劳动而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预备党员，当时他还是10年级的学生。戈尔巴乔夫能够走出农村，得益于他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读书，兴趣广泛，成绩也不错，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他是普里沃利诺耶村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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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戈尔巴乔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这是苏联最好的大学。在5年学习生活中，戈尔巴乔夫这个来自边疆地区的大学生不仅了解了首都的情况，更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当时正值斯大林去世后相对宽松的时期，在大学期间他们不仅学习苏联法律和马列理论，还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西方主要国家的宪法，学生中间也常常举行辩论会。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素质，成了法律系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他功课好，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同年级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戈尔巴乔夫赶上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欣然接受赫鲁晓夫给苏联带来的变化，他属于“60年代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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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升迁是与苏联的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走的是典型的苏共干部成长之路。195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他并没有从事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很快担任了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工作热心，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强，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引起了领导人注意。他沿着官阶快步向前，到1958年已经成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到1961年又成为这一组织的第一书记，他成了边疆区的“上层”干部，还参加了于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投票赞成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他得到了单独居住的房子，不用再跟别人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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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升迁得益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赏识，他在快速地提拔戈尔巴乔夫。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就成了边疆区党委的党组书记，一年后又担任了组织部长，1966年9月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该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68年8月起他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被重用，提拔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会拉关系，会逢迎领导，主要还是他有工作能力。“不能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迅速飞黄腾达的阶段一帆风顺，也不能说他的青云直上仅仅归功于个人的有力庇护。无论边疆区党委将戈尔巴乔夫派到哪里，他都不遗余力，辛勤耕耘。他脚踏泥泞跑遍各区，宣传开展突击运动，时而对养羊业、时而又对‘田野之王’玉米的种植进行辅导，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进行斗争，训斥犯错误者。总之，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履行机关的职责。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并未打过个人的小算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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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关系，曾任该区第一书记的库拉科夫于1965年升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他曾跟契尔年科一道工作过。党的第一号理论家苏斯洛夫在1939—1944年曾任过该区的书记。高加索矿泉区所有的著名疗养院都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戈尔巴乔夫作为疗养地的书记，有机会见到党的高层领导人，这种便利条件也有利于其个人的升迁。1968年戈尔巴乔夫与来此地疗养的安德罗波夫相识，两人很投机，并保持了友谊。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的高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苏共领导也意识到存在干部老化的问题，提出必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结合起来。库拉科夫被调到莫斯科，1970年4月，3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了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第二年，成为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进行土壤改良，修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安装煤气设施，实行畜牧业的集约化经营，推广收割任务的承包制，发展边疆区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这些经历看，戈尔巴乔夫是沿着官位的阶梯一步步走上高位的，算得上是一位有行政经验和行政能力的干部。在担任边疆区第一书记时，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不坐专车，步行上班，在街头与百姓交谈，听他们的意见，不去内部供应商店购物，孩子也不上特别学校，而上普通学校。因此，戈尔巴乔夫又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眼中的非典型书记，是异己分子，他在担任边疆区委书记的8年间，从未被允许在中央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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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突然去世，他既是政治局委员也是苏共中央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也是农业区，由该区的第一把手接替库拉科夫也顺理成章。值得强调的是，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老乡、关系好，主要还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看重戈尔巴乔夫的才能，把他看成是未来的希望。他曾对阿尔巴托夫抱怨：“你看那些无用之辈不让把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来。”［4］在安德罗波夫的努力下，1978年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前往巴库，在矿泉水车站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亲自考察戈尔巴乔夫。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回到了阔别23年的首都。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在莫斯科的出现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凡大事。如果说安德罗波夫如同人们可以猜测的那样，在这里起了某种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他最重大的功绩之一。”［5］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非常理智，充满自信，风度翩翩，而且懂得如何取悦于上级又不至于显得谄媚，但他很少有真心朋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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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戈尔巴乔夫主管的农业并未好转，苏联的粮食收购量从1978年的23700万吨下降到1984年的17300万吨，1982年通过的粮食纲要只停留在纸面上。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升迁，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底成了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能够迅速升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层领导的老化。由于年轻、工作热情高，戈尔巴乔夫很快引起了注意，他的工作作风也与那些老人们不同。当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在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辞职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主持书记处会议时，我们这些副部长中有人有时列席会议后兴奋地回来说：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聪明和正直的、关心国家状况和决心做些事情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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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欣赏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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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11月10日继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对国内外的情况比较了解，但在思想观念上，他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模式。他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拥护者之一，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赞成出兵阿富汗。但他也感觉到苏联的体制模式是不完美的，需要改革。安德罗波夫认为，“党已确定这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里已完全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在这里，社会主义如通常所说那样，是在自身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所有这些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建立起的这个社会已经尽善尽美。这个社会中还有许多由客观条件产生的困难，这些从当前发展水平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有不少由于主观原因，由于人们有时不能妥善地、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所造成的缺点。在当前条件下的党纲应当首先是一个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纲领，也就是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8］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政策，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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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安德罗波夫在扎维多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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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尽可能让戈尔巴乔夫承担更多的工作，不只让他负责农业，还让他关注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他把戈尔巴乔夫当成自己的继承人，有意识地让戈尔巴乔夫经受锻炼。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列宁诞辰纪念日上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年安德罗波夫作完报告后就被选为第二书记，现在他让我来作报告，安德罗波夫想扶持我并千方百计地给我创造机会。这一次他利用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方法：提供讲话的机会。这一方面意味着支持，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应该提出新东西，展示自己的思想，对问题的理解。”［9］许多人也确实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安德罗波夫的继承者，“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1983年，正是戈尔巴乔夫被看做是尤里 · 安德罗波夫可能的接班人”。［10］安德罗波夫尽量疏远契尔年科，努力把戈尔巴乔夫提拔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1983年12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安德罗波夫在他的发言提纲中加进了一段话：“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现在已不能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必须对你们说实话，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有鉴于此，我请求中央全会讨论这一问题，并委托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同志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我相信，戈尔巴乔夫能被委以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重任。”［11］这等于指定了戈尔巴乔夫做他的接班人。但是，病榻上的安德罗波夫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住局势，在正式开会时，安德罗波夫的这段话被删掉了。契尔年科集团开始悄悄地走向权力的宝座。当时政治局里又出现了“三驾马车”——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契尔年科（党内第二把手）、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是安德罗波夫的盟友，他本来支持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当成他的继承人，他曾说：“我们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并为全党所了解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提拔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已经有5年之久了，因此他会继续尤里 · 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务必尽最大的努力。”［12］但是，乌斯季诺夫很快便站到了契尔年科的阵营里，大概他也担心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会把他们这些老年人赶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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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而言，安德罗波夫的人不占多数。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在2月10日举行的决定总书记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乌斯季诺夫，正是他和吉洪诺夫、葛罗米柯支持契尔年科当总书记。库纳耶夫在回忆此事时说：“在讨论他的候选资格时，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发言。在政治局委员死一般的沉寂中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凭他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管理国家的智慧，他完全不符合作为国家第一把手必须具备的那些要求。但是，我们虽然保持了沉默，还是投票表示‘同意’。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13］这是极不理智的行为，反映了那些老人们对权力的迷恋和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在1984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在吉洪诺夫的提议下，契尔年科被“一致”选为总书记，但是会场上没有多少掌声，失望的情绪弥漫整个会场。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奇迹没有发生，选举的是契尔年科。中央全会不知为什么又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接近10点半时大厅里挤满了人……过了20分钟大厅里沉寂下来了，开始等待，每一分钟紧张的气氛都在增加，空气像充了电。差5分11点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从侧门进入会场，按惯例波诺马廖夫走在最前面……紧张程度达到高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通向中央全会主席台的左侧的门。‘谁排第一个？’11点整在进门处出现了契尔年科的头，其后是吉洪诺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等等。大厅里失望地沉默着，谁也没有站起来，其情景与当初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安德罗波夫步入中央全会会场时相似。主席团成员坐下了，戈尔巴乔夫与契尔年科并排坐着，一切还不十分清晰。”［14］契尔年科主持会议，让吉洪诺夫发言，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才谈到选举总书记的问题，建议中央全会把契尔年科列为候选人，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吉洪诺夫没有得到掌声……我观察了一下中央全会的成员，我感觉到他们脸上失望的表情，好像他们因为辜负了全会成员、党员和人民的期望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些日子里大家谈的都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上台的却是契尔年科。”［15］全会虽然一致同意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但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他执政的时间不会长，只具有过渡性质，人们又在等待另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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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契尔年科身体欠佳，围绕其地位继承问题，党内仍在明争暗斗。契尔年科有意让党内二号人物的位置空着，很长一段时间不让戈尔巴乔夫这个事实上的第二书记进驻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契尔年科拒绝把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正式让给别人，“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将他抬进会议室，扶他在摊开公文的桌子旁坐好，然后再让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入场。有时则直到最后一刻才由助手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以总书记的名义请他‘越俎代庖’。”［16］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决定召开的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终于在1984年秋天召开了，“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内和经济战线的精英发现了他，同时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农业工作者。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非常内行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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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1日，契尔年科在观看劳动者节日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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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契尔年科认可戈尔巴乔夫搬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也就等于承认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位居第二的地位。但争夺总书记职位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1985年春天进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时，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硬拉着契尔年科参加选举，当时契尔年科已经病得站不起来了，只好在医院拍摄契尔年科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代表委托书的场面，旁边站着格里申和莫斯科党和苏维埃的其他官员，借此显示格里申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有人把这看成是权力交接，是新领袖格里申的亮相，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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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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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尔年科去世后，推选新总书记的问题现实地提了出来。由于当时苏联接连安葬了三位高龄总书记，人们迫切希望上来的是一位年轻人，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在中央委员会内，戈尔巴乔夫显然得到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在政治局内解决。苏共的总书记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事实上却是先在政治局内确定，然后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在政治局里，除戈尔巴乔夫外，还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的宝座，其中之一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尽管格里申积极进行种种活动，但他在莫斯科威信不高，而且也已年过七旬，担任苏联的最高领导是不现实的；另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人们传说他像沙皇那样嫁女儿，把冬宫的一些桌子、酒杯等借来在女儿的婚礼上使用，列宁格勒市民甚至喊出了“打倒罗曼诺夫！”的口号。当时政治局中还有葛罗米柯［18］可以竞争总书记的职位。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也确实希望得到这个职务，但是，他也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其主要因素也是年龄超过了70岁，再选一个年迈者肯定得不到中央委员和民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政治局里的“白乌鸦”，即出类拔萃的人，他接受了人文和经济两种教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农业经济系。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看，政治局中都没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合适的人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