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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67．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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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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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的，曾经是苏联改革的目标，实际并未实现。因此，有人把苏联改革的失败归结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并不符合实际。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纠正苏联社会主义的偏差，建设尊重人、为人谋福利的社会主义，1989年底以后才明确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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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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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对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要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其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他同时也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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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2］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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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强调：“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3］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而存在的社会。［4］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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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5］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6］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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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戈尔巴乔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和民主性，不再讳言人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7］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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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众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措施之一是改变以党代政的做法，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9］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10］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1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88年夏，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以恢复苏维埃全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随之苏联举行了建立以来首次全民差额选举人民代表。这次选举使许多苏共的反对派人物当选了人民代表，他们攻击以往的社会制度及苏联政府的许多做法，戈尔巴乔夫已经很难再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号召人们，他不得不重新提出新的目标，于是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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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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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以前，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12］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13］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14］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成功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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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19日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15］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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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苏共新党章，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全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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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发生危机的原因不在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被扭曲所致。苏共所描绘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内容是：“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激励他们有从事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受社会监督的国家应保证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问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保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16］从这一纲领中明显看出，苏共基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基本价值观，强调人权、平等、多种所有制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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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地位，但在社会上的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8 · 19”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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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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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把改革的目标从完善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原因是复杂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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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良心与道德观要求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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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升迁之路看，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较顺利，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据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提供的资料，他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对机关作风很厌恶，他当时在莫洛托夫区检察院实习，在1953年6月20日写给赖莎的信中，戈尔巴乔夫抱怨说：“……这里的环境太让我压抑了。每当接到你的来信，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尤为强烈。你的信给我带来的越是美好、珍贵、亲切、明白，我对四周的丑恶就感觉越深……尤其是对该区的上层生活。虚伪狭隘、奴颜婢膝、一切结局都预先设定，官员公然为所欲为、厚颜无耻、目中无人……瞅瞅这儿的头头脑脑，除了便便大腹之外，毫无突出之处，可那副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高高在上的腔调啊！还藐视科学呢。由此还有对青年专家的冷嘲热讽。”［17］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更凸显了苏联体制的问题，让许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改变，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发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也不是偶然的。”［18］戈尔巴乔夫要改变苏联的体制，政治家的良心、责任与道德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19］戈尔巴乔夫想让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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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失去信誉，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揭露，让人们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失望，戈尔巴乔夫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必须确立新的目标，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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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开性的推行，揭露过去被苏共掩盖的苏联历史上所犯错误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空前增加，“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建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在1987年开始举办‘在新的亮光下’的苏联历史讲座。首先曝光的就是斯大林，在课程开始前一小时，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街（现在的尼科林大街）上，那里是档案馆所在地，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以至于演讲人鲍里索夫本人要费很大劲穿过人群进入大楼”。［20］苏联要改革，离不开对以往道路的评价，“改革和历史科学是相互必需的”。［21］参与这次重评历史者涉及了苏联各个阶层。苏联社会“进入了重评时代，重新评价形成于3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实际上仍是不可动摇的一切价值”。［22］重评历史首先发轫于艺术界、文学界，后来扩展到史学界。从社会主流舆论看，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斯大林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目标和原则，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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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并不是对列宁的继承，“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越来越严重背离了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背离了列宁所指出的通过全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自治、通过提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本身的劳动的人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日益人道主义化这样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23］有人提出，斯大林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摆脱了落后，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打败了法西斯，需要作出牺牲，但是，他消灭一大批忠于列宁事业的光辉的革命者，并非客观条件所迫，也不是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历史上的大活动家？我认为，是的，可以。但他是否社会主义大活动家，我是深有怀疑的。”［24］改革就是要纠正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改革的实质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崭新状态过渡。而改革不仅仅是消除停滞，根除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纠正所犯错误。摒弃过去的领导和管理形式和方法。就其实质来说，就人道主义和民主方面来说，改革的方针就是有规律地继续和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改革的基本环节乃是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其内容可用三句话表述：人道主义、人、民主”。［25］“今天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人民重建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属于区的委员会，而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土地属于农民和农民的土地协会；而权力也按照列宁的指示，属于苏维埃……”［26］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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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苏联局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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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等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选举中失败了，虽然在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高达87.6%，但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而被选上的，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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