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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5．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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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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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广大苏联人民对改革抱有希望的开端。虽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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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观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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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因素——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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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笔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有人用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припя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对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笔者认为，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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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2］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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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实际进程的发展，认识在逐步加深。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之后，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3］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斗争却是很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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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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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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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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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华大使罗扬诺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阻碍机制是过去的一套机制，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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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A · 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他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虽在苏联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可能性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和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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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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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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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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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布坚科教授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解答这个结论，再引用另一位苏联学者莫佳绍夫有关分析官僚主义本质问题文章的观点（题为《从利益的不和谐到和谐》）［4］：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个人“谋前程”，在职务的阶梯上提升，当官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就其本质来说他们是教条式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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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以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再抨击官僚主义是有道理的，它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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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对阻碍机制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和因素。阻碍机制在苏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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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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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障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5］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障碍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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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阻力来自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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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7］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的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1987年）有34位代表发了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普里马科夫所举的具体事例，也许是实情。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存在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中央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用。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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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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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当前改革步子过急，慎重考虑不够。有些人不赞成领导层的更换面过大，也有人反对急于改革物价。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党史，即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总之，有不少人不赞成加快改革速度，而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针对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全会之后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看不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有所加强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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