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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8.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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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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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有制的理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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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不论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苏联化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而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2]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含: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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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理论误区的影响下,长期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在苏联时期的历次改革,有两个问题是不允许触及的: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会冲垮国有制经济。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特别在股份制推行的起始阶段,不少人就认为是“走向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或者称之为“和平演变”。产生上述问题亦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所有制是高级形式,或者像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3]那么,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还是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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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有关所有制的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建立了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农业中,虽然存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集体农庄,但在管理上,也像对待国有企业一样,通过大量指令性指标把它统管起来,所以,苏联模式的经济,也叫统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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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时期所有制理论开始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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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仍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他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通过合并集体农庄,使农庄规模扩大到无法管理的程度。1958年他还砍掉了农村个人副业。这些做法与他“左”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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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与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涉及改革所有制形式问题。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他执政后期,很多学者提出,要解决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有在劳动者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时学者在理论上开始讨论民主管理与社会自治问题。但要指出的是,作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新看法,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认识到,苏联的状况不论在斯大林领导下,还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都是不正常的,应该进行认真的变革。为此,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出现松动,这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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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把‘我的’,即私有制的,变成‘我们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易事。”劳动者“取得做主人的权利同当家做主——成为真正的、聪明的和勤勉的主人——远不是一回事。”[4]这就是说,在苏联所有制的变革远未完成,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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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要从理论上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占有方式是说明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目的和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经营方式是揭示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通过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从经济上实现这种占有方式。苏联建立了公有制,这就可使占有形式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了。但是,这种适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要通过不断改造经营方式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能主动地相适应。因此,完善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实现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规律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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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为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免受所有制理论禁区的束缚。因为按这种观点,改革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经营方式,而不是改革占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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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判超越生产力水平而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强调苏联现阶段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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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不少学者写文章指出,现在该是更坚决地取消为居民服务的各种个体劳动活动限制的时候了。[5]建议把修表、照相、理发、修鞋等行业交给个人去干。一些小商店可以试验在合同的基础上租包出去等等。一些学者还认为,考虑到服务部门是个体劳动这一特点,最合适的办法是租赁制。租赁时间三年左右为好。租赁时,应该采用招标的方法,只租给那些能保证完成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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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持以下的观点:所有制关系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地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制关系成熟程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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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制的理论进行的探索,提出的看法,更接近于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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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制理论的变化有关,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当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从改革体制角度看,这一年多来,苏联在探索民主管理问题时,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把民主管理与改革体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的客观前提;二是把发展民主管理与发展社会自治联系起来。不少学者强调,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不仅要向广度发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最后导致质变:把劳动者参加管理变成生产自治。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找出现阶段苏联社会与共产主义自治理想的差别,而是要探索不断完善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中,在所有社会实践中主人翁权利及作用的新方式方法。这正是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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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随着所有制理论的松动,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为什么要在农业中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呢?对此,美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历山大 · 诺夫教授,在1983年5月访华时,在其所作的讲演中,较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近20年来,苏联在农业上投资相当大,但效率相当低,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旧俄时,每个农民在抢收时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而现在只劳动7小时;二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报酬同生产成果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完成定额不管质量如何,都可以得到报酬和奖励;三是在农业计划中,苏联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生产干涉太多,这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道路、仓库和必要的包装材料。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食品价格偏低影响农业生产,工业对农业缺乏帮助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组织等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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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为了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各级党政领导与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推行集体承包制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83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加强在农庄、农场中推行集体承包制的组织工作问题。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有关指示,在同年3月18—19日苏联召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边疆区)委书记、农业部长(局长)以及许多农工综合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问题。接着,公布了《关于在种植业组织集体承包单位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这个《建议书》为各地实行集体承包制规定了统一的原则与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种植业集体承包单位的建立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按最终成果支付集体劳动报酬,根据个人贡献在承包组织成员之间分配集体工资;承包组织的规模不宜太大,以发挥集体工资的刺激作用;必须保证给承包单位提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承包单位,通过选举产生其领导人;承包单位同农庄、农场领导通过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单位有解决生产问题的自主权等。文件规定在种植业中可以建立专业化单位、综合性单位和机械化单位等三种类别的集体承包组织。给承包单位规定的产品生产任务应有充分的根据,年度生产任务的计划工作应从编制或修订工艺图表开始,在规定各类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时既要考虑到土地质量,还要考虑到种子质量和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由承包单位领导人定期登记本单位完成的农活量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情况,每月填写工作时间登记表,作为计算每月预付数额的根据。文件详细规定了计算劳动报酬和进行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包括产品工资单价的计算、计时预付款项的确定、按产品计算报酬和发放奖金等。承包组织在年终分配集体工资时可以采用劳动参与系数。在确定劳动参与系数时,把“我”作为基础系数,每个工作人员的实际劳动参与系数按其劳动情况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基础系数。《建议书》具体罗列了提高或降低劳动参与系数的各种因素和相应的数额。该文件还明确规定:因发生自然灾害而引起单产急剧下降、庄稼枯死的情况下,可按照承包组织种植农作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承包组织成员支付全数工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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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材料分析,在种植业推行集体承包的小组,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要高20%—30%,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投资回收率等,也体现了优越性。但农业集体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地方流于形式,集体承包制本身很不完善。因此,在推行高潮的1983年,在种植业中实行集体承包制的单位占30%左右。这些承包单位中大约有1/3的组织缺乏承包的必要基础,随时都可能解散。我们上面提到的诺夫教授访华报告中,对苏联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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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这给各组、各小组如何完成合同计划、各小组种植哪些作物等造成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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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劳分配”是分配劳动报酬制度的原则,但是由于各个小组的工作量不同,劳动强度不一样,因此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比较合理,这是一个难题,地方政权一时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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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庄、农场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过去一切遵照由上级下达的指令执行。而现在,对下,要对每一个庄员、农场职工负责;对上,要对区级领导和更高一级领导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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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包工小组后,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是说,农用机器设备、化肥等如何供应,由谁供应等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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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83年工业产值出现了回升,增长率为4.2%,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这均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展十分有限。在他逝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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