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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5．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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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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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2］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治理、保障国家持久稳定的政治基础。因此，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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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多党制的情况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通常是以选票多寡来决定的，因此，竞选活动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功能和内容。迄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往往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合法性。20世纪俄国和中国相继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不管以哪种方式取得政权，执政合法性问题都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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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布尔什维克从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至1991年8月苏共解散、同年12月苏联解体的74年间，苏共历届领导人，以及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虽然处于执政地位，却普遍缺乏执政的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以致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不能自觉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苏共也不注重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开发和维护，不警惕合法性危机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侵害，使执政理念陈旧僵化，执政体制弊端日显，执政能力不断衰退，执政方法简单死板，导致苏共最终失去党心民心，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也使苏共自身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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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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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后称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政治传统缺乏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遵循。在执政合法性意识问题上，它存有两点“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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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先天不足，是苏共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执政理论的缺失。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质上揭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逻辑，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只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3］经典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执政党与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掌政权的问题在当时尚未提上日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当国家还需要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随着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也逐渐走向消亡。因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和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着“天然的”合法性。不难看出，无产阶级国家里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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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先天不足，是俄国长期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俄罗斯传统思想中合法性意识的缺失。皇权主义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君王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不得忤逆。皇权主义观念渗透进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中，就是沙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恰达耶夫指出：“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4］我们知道，父亲既可以是仁慈的，又可以是严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何种情况，父亲总归是父亲，这种天赋的“家长”资格是子女无法在“后天”更改的。同理，作为俄国政治统治者的沙皇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子民面前，子民当然也无法撼动沙皇的统治资格。也就是说，沙皇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是无须用统治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来证明的。这种无须证明的传统型的“天然合法性”统治，产生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患上了一种合法性意识缺失症。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类似皇权主义的“天然合法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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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点“先天不足”，不能不对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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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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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苏共历届领导人普遍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但这并不等于执政合法性问题不存在。在一党制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苏共无法回避它所执掌政权的兴衰成败问题，也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面对有关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如何培育和开拓合法性资源，如何避免合法性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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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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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一举取得了政权。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成为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下来，一开始就面临着立宪会议存废问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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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应当说，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后，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映，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宣布成立新政权，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不是代议机构，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立即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就会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量，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起草了一份显然要被立宪会议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便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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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当时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国史学界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和程序来限制和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承诺召开立宪会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不管怎么说，仍然给舆论留下了指责的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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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立宪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正式确立，其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国内战争的胜利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总的说来，列宁时期俄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一是来自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沙皇统治使俄国国弱民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希望和通道；二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共产党纲领中主张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和向往；三是来自胜利初期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榜样作用，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四是共产党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符合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顺应民心民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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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无可否认，解散立宪会议留下了后遗症，主要表现在一党制的形成，阻遏了现代政党政治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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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生前，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论证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但他对共产党能否在俄国牢固地执掌政权，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还是有很多思虑的。在列宁看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有失败的可能，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人执政以后，也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弊病，官僚主义是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所以列宁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列宁晚年，即使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向全党指出要同官僚主义进行系统的顽强的斗争。他在最后一批书信中，专门强调要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认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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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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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时，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日程，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对这一点，斯大林是比较清醒的，这最突出地表现为他致力于苏联实现工业化的努力。通过1928—1937年头两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在短短的十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根据斯大林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成为俄共执政合法性的雄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它增强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体认。斯大林还制定了新宪法，实行劳动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以执政的有效性来证明俄共执政合法性的典型事例。尽管斯大林没有执政合法性的自觉，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俄共执政开发着合法性资源。尤其是在斯大林和俄共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也为苏联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大大增强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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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合法性意识的缺失，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史称“斯大林模式”）以及日益蔓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等的错误做法，埋下了俄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在斯大林头脑中，关于俄共执政的“天然合法性”意识十分强烈。早在1917年12月他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意识最好的说明。他说：“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7］革命的合理性固然可以赋予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民众权力向俄共的让予并不等于一次性地、永久性地转让。俄共在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也并不等于它在未来的执政实践中永远拥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然而，斯大林显然认为，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旦取得了政权，打下江山，“坐江山”也是天经地义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8］后来，他在会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又说：“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9］在他看来，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小私有者阶级，所以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存在；由于没有了利益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个“互相友爱”、“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阶级，所以，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政党自由的基础”。［10］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俄共是天然的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将永远执政下去，理论上不需要去论证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实践中也不会遇到执政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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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共作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内外矛盾，才能取得人民大众对其执政地位和治国方略的认同和支持。在俄罗斯的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斯大林有可能将民众对皇权的无限敬畏转移到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神化上来，而这个党就由斯大林一个人所代表，这样，斯大林就成为党的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这是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刮起“个人崇拜”之风的重要认识根源，也是斯大林试图借助个人崇拜以确立党和领袖政治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尝试。在倡导民众对领袖盲目崇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既铲除异己，又对民众起震慑作用，于是“大清洗”成了与“个人崇拜”并用的必要手段。一边是盲目迷信，一边是恐怖镇压，表面上看，两者使执政党空前“团结一致”，领袖威望“崇高无比”，党和群众之间“和谐一致”，从而维护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实际上留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神像倒塌，就会暴露出俄共内部的种种弊端：个人集权、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从而对俄共的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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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斯大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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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因体制弊端和领袖个人错误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消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严重后果，健全民主法制，消除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等。此外，赫鲁晓夫还通过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缓和国际局势等举措，改革内外政策，推进国家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为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拓合法性资源的积极之举。但是赫鲁晓夫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在主观上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个人及其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并未对苏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继续着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剥离了体制的残暴性质，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结构性缺陷没有解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突破。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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