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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01．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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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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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是十分重要的。总结历史教训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苏联模式的长处和弊端对中国都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改革就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总结得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向。比如，离开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去谈论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发展、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这一根本任务，本末倒置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离开保护人权和政治文明建设、把“刀把子”当成“一抓就灵”的武器，那不正是要重蹈苏共的覆辙、重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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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了近20年来国内外从各个方面的总结，又有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产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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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要处理好一系列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常常不是机械地划清姓“社”或姓“资”，姓“马”或姓“修”的界限问题，问题常常出在“过”或“不及”，错误往往是由“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而产生，即过火、过“左”、过急，因失控失度而招来祸端。因此，本文对苏联剧变的教训的总结就从如何处理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若干对“关系”的角度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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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密切的党群、官民关系，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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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是一个天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问题，是一个人们都听腻了的问题，但对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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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最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民中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事实。苏联解体前夕，在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竞选中，已经宣布退出苏共的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而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雷日科夫得票率只有16.85%。这绝非偶然，而是苏共长期脱离民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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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绕开这个问题去研究如何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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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是一个执政“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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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取得政权？靠其纲领、路线、政策代表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和要求[见本书（7）《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一文]。那时党处在在野地位，没有权力，它能用枪支把民众驱赶到自己这边来吗？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就变了。党掌握着包括军队、警察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手中有了号令一切的大权。党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执政者、管理者，用什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人民公仆的地位而不是骑在民众头上的官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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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宪法标明全部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尽管党的宗旨和纲领表明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但是人民并没有切实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选举权、民主监督权。这就不能体现党的宗旨、纲领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民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社会团体的选举）长期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制度和机制极不完善、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和党政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于是漠视民众、巴结上司便成为官场常态，庸人、奸人、小人出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在这种体制下，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形成高踞于民众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掌握党、国家和社会全部权力的这个阶层，他们口头上讲的仍然是马列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志趣情操已经同广大工农和普通知识分子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何谈“血肉关系”！党群、官民关系的疏离，正是造成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信仰发生危机的真正根源。问题的实质是党政官员而不是民众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动摇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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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的前夕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的高层干部队伍中，3/4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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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是在“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总体框架下产生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人人当官”，人人参加管理的设想而提出的正确结论。如何保证党正确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缺乏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少数领导人大权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自以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把一些激进的、不切实际的措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强加于广大人民群众；遇到不同意见者、敢于抵制者，便滥用职权，在捍卫社会主义利益、保卫党的路线的旗号下，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难以抚平的硬伤。这就不仅仅是脱离群众，而是走到民众的对立面了。这样的执政党，民众怎么可能把它当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众又怎么可能由衷地拥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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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结果就只能从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既定的目标出发搞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就匆忙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内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在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牢靠的物质文化条件的背景下宣布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又不能不过分地依赖国家机器、依靠强制性的力量来支持和运转，自然根基不牢，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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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同广大民众的关系是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共产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在于，把诚心诚意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路线。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的关键应该是废止滥用委任制，切实保障选举人的民主选举权利；思想建设上要真正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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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政治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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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提高其自由民主程度，最后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政治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浓厚，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十分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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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家里，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就发生过争论。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他反对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简言之，先夺权，后建设；先政治，后经济。这种思路是适应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问题在于夺得政权之后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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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之后也仍然面临着政治任务：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不企图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使在政权得到巩固，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也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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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哪个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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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列宁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他对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的关系的观点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国“单靠专 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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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穷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3］客观地说，他并没有像后来中国的极左派那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位置。问题不是他重视政治任务，而是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过分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4］他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实际上陷入了“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大镇压，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因为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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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基础进行，而不是相反。但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等于就能够把经济建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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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转自如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生产与消费需求相脱节，生产者的贡献与取得的报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恒久的活力，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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