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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代序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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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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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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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隆冬开始，民众抗议运动自北非起，波及近东和中东部分国家，这也折射出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对独裁腐朽、任人唯亲政权的厌恶。抗议运动引发一系列政权倒台，结束了21世纪的民众无法再容忍的一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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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似乎是“阿拉伯之春”及诸多“革命”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似乎结局圆满的故事以及英雄与烈士背后，却隐藏着迥异的现实。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及时地看出来，并且勇于向世人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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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阿拉伯之春”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其情节的设置、演员的选择与场面的调度，堪比好莱坞大师级编剧和导演的作品。在整个事件中，那些才华横溢的煽动者向当地民众和境外观察家奉献了一台让他们自己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屏气凝神的大戏。在戏中，情节的起伏仿佛均是天意，结局看上去也很美好……至少，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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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一切仅仅是由几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化装师操刀的“蒙太奇”。绝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这场大戏，对自己是第一批被操控者这一点浑然不觉。这场闹剧的“目标大众”既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走上街头的抗议者。行动空前成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听风便是雨的抗议者们确信，自始至终他们自己是发起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由不得自己，此可谓全面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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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风波爆发18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辨别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部故事片的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但很多人当时甚至现在仍然对该片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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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深入分析，我们捋出四大因素，让我们摒除人为制造出来的强加给我们的观点来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四个因素是：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境外势力指引、导演了“革命”，以便推进其国家利益；运用了屡试不爽的操纵乌合之众和颠覆政权的技术；恶果已经产生，后遗症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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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事件是真真切切的“傻子革命”，梅兹里·哈达德说得更好，称这是“招摇撞骗”。我们最好仅限于谈论“阿拉伯之春”而不是什么“革命”，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影响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挫败感及其抗争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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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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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有完美的毒化运动一样，起初确实存在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并据此来制造“蒙太奇”。这个事实就是专制腐朽、任人唯亲的政权在民主演进进程中裹足不前，致使民众极度不满，民众渴望有更多自由；面对经济困境，他们饱受挫折。但此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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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屡发民众或学生抗议事件，每次都被军队、警察镇压下去。而国际媒体几乎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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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来，突尼斯就时常爆发抗议运动。《中东》杂志2011年4—6月刊中文章称，“2008年起在中西部矿藏丰富的加夫萨盆地的一些赤贫地区，2009年在该国东南部的本盖尔丹地区，2010年12月在以农业为主的西迪布济德地区及在中西部的卡塞林地区都爆发过起义”。[1]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本·阿里的专制统治下史无前例。这些运动的起因是民众对腐败和失业问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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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罹患癌症，几乎没有精力问政，也未解决继任者问题，数年来一直是其妻子莱拉·特拉布勒西这个危险人物在领导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贪得无厌，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出让”自家生意以求平安，这令该国的政经两界精英早已无法忍受（2010年初，就有传言称即将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忍受不了，特别是在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然而，他们表达不满的行动几乎是无组织的，与反对党和工会（亲政权的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UGTT）脱节。虽然此时整个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但与媒体所描述的灾难性场景也相去甚远。就北非地区经济形势而言，突尼斯是最好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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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比突尼斯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埃及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曾引发多次罢工、抗议，而当时境外媒体并未关心。[2]特别是2004年启动私有化之时，埃及也曾经历了一段抗议高发期，显露出社会运动的苗头。那时抗议的诉求涉及穆巴拉克家族腐败、私吞国财等问题。2008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迈哈莱的纺织厂工人开展抗议活动，他们首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联合行动，随后成立了两个独立工会，有7万成员。[3]但这次抗议风潮与此前一样，因组织不力而惨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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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1年之前，在这两个国家，“抗议只是地区性、行业性的，是孤立的，只要当局予以镇压或适当妥协，就能把这些零星爆发的运动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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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和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可视为这些抗议运动的延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抗议运动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能力，汇集了不同阶层，而他们以前从未统一行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上街抗议过。2011年抗议运动动员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井然有序，这也是前些年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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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军队首次未与警察共进退，拒绝对民众实施镇压（突尼斯和埃及都一样）。此后，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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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爆发运动的前几周，这两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均赴华盛顿，显然，后者为前者搞颠覆行动开了绿灯。两国的军人已不能再忍受当权者小圈子的巧取豪夺：在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的鲸吞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埃及，美国提供的国防预算援助越来越多地被穆巴拉克集团挪作私用。军方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因为五角大楼是这两国军队的主要金主，所以军方在取得大金主首肯前是不肯行动的。因此，这些阿拉伯“革命”归根结底只能说是静悄悄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被引导的民众起义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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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军队完美地控制着运动。所有抗议运动都在解放广场及其周边、在全世界的相机镜头前展开，没有一次真正失控。埃及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和反以色列情感，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运动中，却听不到一句反以的口号。这显然是一场有管控的“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运动，绝对不会不揭露《戴维营协议》的内容，民众也不会不去加沙边界，让“国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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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有军队效忠的政权，和平“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巴林是如此，其王室调动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当武力镇压不再管用之时，又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军队。也门和叙利亚是如此，利比亚也是如此，只是那里的民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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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难题。其经济充满了活力，民众享受着部分石油收入的再分配，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配。还有350万国外劳动力为利比亚经济发展出力。当然，无人否认1969年以来就应予以挞伐的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性质。面对如此情势，没有什么比民众渴望更多自由民主更合理合法的了。然而，起义的爆发点却是在其他地方：该国东部昔兰尼加的部落40多年来一直不服从的黎波里政权，经常发动针对卡扎菲的起义或未遂政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利比亚“革命”的原因，既不是搞民主，也不是解决（并不存在的）经济难题，而是东部的武装意欲复仇和分立。2011年利比亚东部部落的起义与海外利比亚人的行动汇合，后者是由华盛顿和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分子借着“阿拉伯之春”的东风，为起义者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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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事件远非一场全面起义。该国有一批由世俗派、民主派组成的精英，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政府，但也只是要求改革，不是要革命。他们完全拒绝像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那样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影响下爆发混乱不堪的“革命”。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很多，他们和大城市里的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军人一样，惧怕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因此比较效忠现政权。[4]虽然巴沙尔政权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但巴沙尔不是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暴君独裁者，他甚至还试图搞自由化，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叙利亚“革命”已持续了18个月。其根源，与其说是国内反对派的最初行动（他们更多求助于非暴力运动，而非城市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境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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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及其演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用“革命”一词来概括其抗议运动的性质皆有不妥。1979年的伊朗和1991年的苏联经历了真正的革命，人物、机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等一切都改变了，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之春”中的众多事件可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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