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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利比亚：前途未卜——对利比亚交战各方的评估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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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在地中海和平论坛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代表团。该代表团先后对的黎波里（2011年3月31日至4月6日）、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班加西和昔兰尼加（2011年4月19日至25日）进行访问，并与各方代表举行会谈，其目的是以完全独立和中立的立场评估利比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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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前团结部长，前参议员，CIRET-AVT创始成员，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获得者；伊夫·博内（法国人），荣誉省长，国民议会前议员，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CIRET-AVT主席；德克·博格斯（比利时人），独立专家；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勒梅尼昂（法国人），独立专家，CIRET-AVT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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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的行动遵循以下原则：采用民主原则——尊重自由、人权，抵制违反联合国准则及决议的行为；保障平民的安全；在冲突中采取中立；禁止促进民族利益；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或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以所谓干涉权为基础的外国军事介入；陈述事实而不加以评判；采取批判的观点。关于最后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该代表团对危机局势及各种信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最终做出一份有分量的鉴定。在整个任务期间，在需要通过调停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的冲突中，代表团一直对会谈方被操纵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与反政府武装和的黎波里方面均保持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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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独裁政权强加给他的国民。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该政权广受批评的属性，面对这样的情况，向往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才最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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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研究表明，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而是一次由利比亚东部发动的，以报复和分离为主旨的武装起义。它试图以“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对此却并无贡献。因此，利比亚运动无法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革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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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各方面情况显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只是一个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反政府联盟。其中，真正的民主派只占少数，他们必须同卡扎菲以前的亲信、前政府复辟分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拥趸共事。由于联盟中其他派别坚持按各自的意愿来引导委员会前进的方向，尽管民主派意志坚定，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仍无法提供任何对未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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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的伊斯兰风险不断上升。在阿拉伯世界中，昔兰尼加是派遣“圣战者”同驻伊拉克美军作战最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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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国卷入这场危机似乎显示了极端冒险主义。反抗力量纯属乌合之众，本应轻松获得的胜利几乎变成了一次失败。起义者陷入两难困境，只能屈辱地撤退，或者将冲突扩大，尤其是投入更多地面联合力量。西方的介入，使得利比亚地区产生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将整个北非地区、萨赫勒、中东地区陷入动荡，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甚至恐怖主义在昔兰尼加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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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反对派联盟或许最终将消灭现政权，但西方应防止现政权被一个更为激进却同样不民主的政权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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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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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是一个沿袭部落制度的国家，中央政权是“联合”国家的唯一力量。部落间的利益分配是社会的基石，这一点使利比亚与其邻国突尼斯和埃及有所区别。部落的忠诚在利比亚政治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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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联盟构成了卡扎菲政权的基础，较小的卡扎法部落——卡扎菲属于该部落，与该国两个最大的部落联合：以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主要基地的瓦法拉部落，以及费赞地区的马加哈部落。与其他非洲政权及部落一样，卡扎菲的支持者准备对他支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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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卡扎菲40多年的统治使国家情感有所凝聚，但利比亚人仍然将部落归属感置于首要地位。由于人口的持续融合，今天利比亚所有的部落都已重新分布。正因为这样，人们能在利比亚西部城市发现东部班加西部落的成员。这种社会流动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反对政府的起义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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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是一个独裁政权，与巴勒斯坦领土收复主义者及国际恐怖主义者长期保持紧密联系。这种说法尽管得到很多人的一致认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事实上，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强烈认为，该政权对国际恐怖主义具有影响，其应对法国联合航空公司（UTA）麦道DC-10-30型飞机空难事件和洛克比空难事件负有责任，但也有部分专家对利比亚情报机构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主导作用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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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穆阿迈尔·卡扎菲对两起事件中所有的受害者家庭进行了赔偿，被视为承认犯有罪行。但有专家认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利比亚的“导师”卡扎菲知道无法获得真相，于是只能破财免灾。这种将责任与有罪区分开来的行事方式，具有争议性。卡扎菲持二分法的指导思想是具有东方色彩的人类生命观，它允许以现金方式对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进行补偿，而赔偿与是否有罪毫无关系。更值得称道的是，穆阿迈尔·卡扎菲根据相同的原则毫不迟疑地解救了人类学家佛朗索瓦兹·克劳斯特，赎回了西塞内·哈布雷及其他霍洛岛上的人质。总之，卡扎菲表现得更像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而非阿拉伯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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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不同，利比亚根本没有政党、工会和独立媒体存在的空间，也几乎不存在公民社会。反对派力量被削弱得微不足道。国家处于严格监控之下，随意拘禁民众的现象屡见不鲜。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只有爆发暴力事件才能为其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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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政权对利比亚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利比亚形成了事实上的岛国状态。它限制国民到国外旅行，限制对年轻一代进行外语教育，散居在国外的利比亚人除外。卡扎菲运行40多年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他一年前还宣称类似的发展在利比亚毫无意义：“在一个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不允许存在一个反对国家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政治空白，阻碍了反对派内部产生未来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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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社会经济模式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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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确实是毫无争议的独裁者，利比亚人民在民主自由方面也没有任何值得羡慕的地方，但利比亚的社会经济形势在非洲范围内有其特殊性。尽管卡扎菲及其亲信在掌握权力之初就一夜暴富，但他的确使自己的国家得到了发展。尽管国家对经济红利的重新分配并不公正，但也毕竟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与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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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卡扎菲通过政变推翻君主体制夺取权力时，利比亚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居民年收入不到60美元。40年后，凭借政府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制度及丰富的石油资源，利比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利比亚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很多家庭拥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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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免费公共卫生体系是阿拉伯世界最佳体系之一。教育也是免费的，广泛地对女性开放。医院和诊所均按欧洲模式运营，给外国人的补助由国家负担。因此，在400多名班加西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严重事件（“保加利亚护士”事件）中，利比亚政府还是有能力支付全部孩童的医疗费用以及相关家庭的转移费用（出国费用及医疗费用）。然而，现在这些家庭已经没有办法给孩子继续治疗了。过去，癌症的治疗也是免费的，现在也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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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时期，利比亚拥有高质量的公共和城市设施，公路网初具规模。然而，“革命”爆发时大量已经开工的公寓建设被迫中断。政府发展石油工业，创建了炼油厂。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实行了结构性的设备更新计划，直至宏伟的“大河”计划基本完成。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BTP）的全球领导人——加拿大人拉瓦兰和法国人布伊格认为，这是在“阿拉伯土地上”进行的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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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可以证明，在君主制时期，利比亚的社会经济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之一。“革命”爆发前，按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利比亚在全球排名高于俄罗斯、巴西、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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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革命”，利比亚则相反，其经济发展吸引了约300万名外国劳工入境。失业现象几乎不存在，生活按国际标准来衡量也是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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