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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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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族群根据“撒哈拉身份认同”模式提出自己的要求，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附加现象。许多冲突出现在国家领土的外围，是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长期肆虐的结果，也是一些平时被无视、远离反抗中心的族群希望加入全面解放进程的结果。而这些旧有冲突的再现，突然又将身份认同问题凸显出来，使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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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萨赫勒死亡地带横跨多国，自古就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是北非国家对自己及邻国的南部地区施加影响力的焦点，也是南北关系传统上长期不平等的体现。事实上，马格里布国家自独立以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跨境地缘政治规划，但其中共同的最根本的还是涉及跨撒哈拉边境问题。边界划分存在争议或处于未完成状态所导致的长期不稳定，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国内政治需要重启争端或对邻国施压，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敌对意图和行为保持暧昧。边界地区往往生活着很多族群，这里是他们蒙受伤害的前线，也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在撒哈拉争霸及夺取势力范围的冲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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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地理和政治始终存在分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利比亚主张的撒哈拉逻辑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推崇的阿拉伯或地中海逻辑，在领土划定方面一直存在冲突。不同种族间的接触层面总是越来越被忽视，一些族群最终背离中央政权，更加内倾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商品的非正式交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人文地理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族群遵循的是氏族或家庭逻辑，而这些氏族或家庭决定了交易的形式，以及归属、团结和皈依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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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汇聚了各霸权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利益，这些地区的市场可以被北非国家利用，以扩大对抗邻国的行动空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冲突，或者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在图阿雷格族问题上表现出的敌对就证明了这一点。现状是这些地区被排挤在历史进程之外，各个族群的愿望不仅受制于敌对邻国的看法，也受那些认为其历史使命已经过时的外国势力的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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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给这些族群提供了机会，他们对一直以来禁锢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枷锁提出质疑。目前，这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族群开始表达摆脱长期控制的渴望，追求社会公正，重提自身特殊性，并要求重新平等分配开发自然资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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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和领土问题的重新凸显，将成为该地区今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持续影响转型进程和地区平衡。国内和地区层面经济、政治与安全挑战的错综交织，将成为影响撒哈拉跨境区域前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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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把利比亚及其邻国的众多少数族群当作工具。在多国人民看来，他不是和平的维护者，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特别对利比亚的柏柏尔人和图布人、对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和尼日尔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东部，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被排除在旅游业的经济收益之外；在西部，撒哈拉人则被地区和国际社会遗忘了将近40年，现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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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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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言论衍生自纳赛尔主义，是其统一阿拉伯世界计划的基础。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利比亚柏柏尔人：不被重视的变量和意想不到的入侵》一书中指出：“人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阿拉伯‘种族主义’，那些非阿拉伯穆斯林明确地被认定为更低等，属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次级圈’。对于柏柏尔人，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就参考中世纪阿拉伯传说，多次肯定他们的阿拉伯血统和身份……因此他即便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种族主义的，其言论是建立在阿拉伯本体优越的基础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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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此可以发现其他马格里布国家所鼓吹的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实际上无视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语国家群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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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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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柏柏尔人数量大约为70万，主要生活在该国西部的纳福沙山（因富森山）及沿海城市（祖瓦拉），属于伊巴德派；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目前主要生活在西南部，在加特（横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族阿杰尔联邦）、贾奈特（阿尔及利亚西南）、吉达米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交界）、阿加德兹（尼日尔中部）也有一部分，这些地方都是往来于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之间商队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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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时期，柏柏尔语在教育体系、公共场所和伊巴德派的宗教活动中是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坚持柏柏尔文化的人都受到利比亚当局的威胁。因此，一些“革命委员会”和“利比亚明天运动”（忠于卡扎菲的组织）的成员，在2009年12月攻击了柏柏尔人的城市耶弗朗，以报复柏柏尔人所提出的身份质疑。但这未能阻止利比亚柏柏尔人行动主义的发展，及与北非其他国家柏柏尔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每年在提济乌祖（卡比利）纪念“柏柏尔之春”时。直到的黎波里政权倒台，柏柏尔族的许多艺术家和斗士仍被囚禁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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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2年2月，许多西部城市很快加入了反抗运动，并在利比亚“柏柏尔之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令人惊奇。利比亚边境重镇纳卢特在动乱一开始就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卡扎菲曾想给那里的每个居民1200美元以换取其归顺，但该城居民予以拒绝。利比亚柏柏尔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为捍卫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进行了积极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对该国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书中所指出的：“柏柏尔语的作用从动乱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即便在2011年春最困难的时期，在卡扎菲军队的炮火下，柏柏尔语仍被利比亚的士兵和突尼斯的众多难民使用……许多柏柏尔士兵已经在自己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来思考利比亚和柏柏尔的前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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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沿海的柏柏尔地区相比，利比亚图阿雷格地区（加特和乌巴里）一直在卡扎菲控制下，处于结构性的欠发达状态。对这位利比亚领导人来说，图阿雷格地区的人是阿拉伯人，并不存在承认或提倡其语言文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积极地参与2011年1月底的动乱和柏柏尔人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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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福沙山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纳卢特、耶弗朗和吉卡拉，忠于卡扎菲部队的败退极大激发了民族认同，柏柏尔语“革命”的字样出现在墙壁和民兵的车辆上，柏柏尔语报纸开始出版，柏柏尔人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公共建筑物上。2011年春，地方议会开始成立，并向全国过渡委员会申请给予其语言官方地位。但2011年8月的临时宪法提案并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权利，而是重申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2011年11月，祖瓦拉地方议会宣布将停止与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一切合作，利比亚柏柏尔国民大会也宣称将抵制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政府，因为后者没有给予该国的柏柏尔人任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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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国民大会主席费蒂·布扎卡在2011年9月的黎波里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宣称：“将我们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是政治问题，我们希望以政治而不是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在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我们需要民兵来保证安全，但我们对自己的年轻人说，要期盼我们的诉求能够得到政治解决。”[3]2012年5月，该地区形势再次趋于紧张，因为里格达朗的阿拉伯部落抓捕了柏柏尔大本营祖瓦拉的29名民兵，还焚烧了他们的店铺，将其驱逐出该城，以此加强对跨境走私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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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政府的独裁只维持了这一多民族国家的表面稳定，不同的种族构成在今天仍是促使该国分裂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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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阿雷格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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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阿雷格人是马格里布和南撒哈拉国家分歧的焦点之一。2012年1月，他们的暴动从强度、范围、组织、规模（大约1000名士兵）和物质手段（利比亚武器）上都与以前的反抗有所区别。但最重要的还是其强调的目标：不再仅通过发展经济加大图阿雷格人的融入度，而是首先要取得自决权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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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150万的图阿雷格人分布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之间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里和尼日尔的干旱，1990年至2000年的反抗运动，导致了数千图阿雷格人逃向邻国，特别是利比亚，因为该国政府一直鼓励其定居，当然还有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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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起，图阿雷格族聚集地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占据，成为越发不安全的地区。由于动乱不断、危机频现、政经废弛，这一地区显得尤为脆弱。2006年的《阿尔及尔协定》和2009年的《利比亚协定》，都规定要将图阿雷格人纳入警察或宪兵的管辖下，并创立主要由原反抗军构成的部队。但该目标没能实现，一直到2011年，地区安全框架被重新提出，要招募5000名图阿雷格人加入反恐特别部队。[4]由于其在所在国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中没有多少代表，图阿雷格人经常被本国政府指责为强盗或不法商人。尽管的黎波里针对他们的政策比较暧昧，在文化歧视和支持其抗争之间左右摇摆，但仍有许多图阿雷格人流亡利比亚，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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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领导人的下台，也对那些30多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利比亚的，以及2011年冲突中逃亡到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产生了直接影响。经过长期严重干旱等灾害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移居利比亚，其中有一些加入了“伊斯兰军团”（1987年解体），这些人开始否认自己的世袭首领并攻击原来的政府。受到卡扎菲1998年在的黎波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成立时，所提出的建立大撒哈拉自治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北部、尼日尔北部和利比亚南部）的言论诱导，他们中有5000人加入了利比亚正规军。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族青年仍有机会参加泛非伊斯兰军团特别部队，来换取利比亚国籍、永久居留权或奖学金。对于那些希望入伍的人来说，只要联系利比亚南部的乌巴里（图阿雷格族地区）军营就可以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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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尼亚美和巴马科的估计，2011年尼日尔和马里的图阿雷格人有20万人回国。考虑到他们对当地的熟悉并掌握了游击战术，尼日尔和马里政府担心这些装备精良的“难民”被伊斯兰分子或非法交易团伙招募。为了与这些回国者缓和关系，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任命布里吉·拉菲尼为总理，因为后者是伊费鲁安的图阿雷格人，而伊费鲁安所在的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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