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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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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在2011年上半年对阿拉伯“革命”运动最悲观的预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在许多著作和文章[1]中都给予了阐述，这些与西方普遍兴致勃勃甚至一派天真地持有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如果我们相信，在这些经历了半个世纪独裁统治、早已消灭了任何自由和多元化的国家，只要有了互联网（尽管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能使用），民主和自由就能像灯神一样突然冒出来，那就过于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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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狂热和脸书迷们的躁动一旦过去，一切就都变得明了了。政权只会落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手中，这些势力之所以可以在民族主义独裁者倒台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在财力上得到了与其价值观一致的石油君主国的支持，在政治上则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因为它们可以充当对抗东方政治影响的工具。“阿拉伯之春”仅6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伊斯兰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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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蚀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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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政党，如穆兄会和萨拉菲极端派，在“革命”后的政府和议会中占据了多数。而且危险的是，伊斯兰势力各组成部分有多元化的倾向，温和民主的种子可能会被极端势力集团排斥在外。萨拉菲分子几乎都来自穆兄会，他们尽管只是其中少数的激进分子，却因鼓吹民粹主义使得整个组织变得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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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派通过军事手段维持当前的局面，但也不得不考虑重要的经济因素，却忽视了那些将其推上台的民众的诉求。而多数派仍然实行双重标准，与之前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在埃及，2011年春，它们曾在解放广场上声称无意夺权，今天却宣称公开选举出来的总统应完全掌控权力。在突尼斯，它们曾公开宣称放弃把伊斯兰教法写入宪法，却在远离西方媒体注意的乡村和重要的中等城市组织了宗教警惕委员会，实行伊斯兰教法，并且已经逐渐地渗透到了更大的城市，甚至地区首府。这些地方各种各样的禁令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对演出和新闻进行控制，削减基本自由，当然还有剥夺妇女以及非逊尼派少数族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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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反动政治势力并不担心未来的选举更替，其管理方式就是弱肉强食的、灾难性的和铁血的，就像1989年苏丹的穆兄会掌权一样。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大规模资助，这些势力已成为使阿拉伯世界保持顺从的保障，它们可以用各种手段去收买人心。因分裂而束手无策的民主政治无法阻止其继续进行统治，因为民主政治很容易被指认为外来思想，是大逆不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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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的“圣战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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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和也门在混乱中倒下了。就在北约部队超出联合国的授权，摧毁了不怎么受尊重的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陷入了各部族和团伙的对抗中，它们纷纷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地盘和收入来源。本来就不稳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虽然受到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吹捧，但还是被一些伊斯兰匪帮头目们逐渐破坏。这些人中就有原“基地”组织的成员，得到了卡塔尔的资助。而卡塔尔则试图在任何问题的解决上都插上一手，更希望在利比亚的油气资源开发上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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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门，总统萨利赫的黯然离去，为分离主义势力敞开了大门。它们从未停止过在该国捣乱，使得这个国家始终未能享受1990年南北统一的成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由于担心这个动荡邻国会一时冲动，它一直资助该国激进主义者的颠覆活动。今天，该国南部和东部的逊尼派部落的部分首领，依仗“基地”组织和萨拉菲分子，给首都萨那周围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该地区是什叶派的反对派分支“扎义德”组织的传统政治领地，一直不肯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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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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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传统君主国摩洛哥和约旦，似乎躲过了眼下这场广泛的抗议运动。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君主国的宗教渊源，它们都传自先知家族，其合法性避免了被直接质疑。其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斯兰政党和政治势力做出了很多让步，让这些势力在议会中具有了相当多的发言权，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使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朝着宗教激进主义方向转化。最后是因为其一直尊重西方以及海湾君主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正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两国才得以维持国内的和平，但其环境仍十分脆弱，颠覆活动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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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些观察家吃惊的是，阿尔及利亚并未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因为该国早在1988年至1991年就经历了自己的“春天”，而且已经付出了代价。由于当时东西方仍然处于对抗之中，西方并未在该国实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更符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利益，也没有实行所谓的大炮政策，仅把政治伊斯兰运动视为一种危险。让人如释重负但又稍感羞耻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竟然对破坏“伊斯兰救国阵线”选举胜利的军事政变持赞同态度，甚至拍手叫好，而对萨拉菲“圣战者”令人怀疑的泛滥的暴力镇压，以及导致上万人丧生的真正内战，虽然可能内心里厌恶，却始终保持着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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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政府相比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专制，因而赢得了时间来组织起自己的防线，构建某种“模糊”的寡头体制。外界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国家。该国政府力图避免出现任何危险倾向，在公共生活的规则制定上向政治伊斯兰势力做了很大让步，将自己的国际扩张野心也精心隐藏起来，甚至昨天还认定萨赫勒地区是自家的后院，而今天却对那里“圣战者”的泛滥视而不见。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通过牺牲民众的利益得以独享权力。但“阿拉伯之春”已经使这些民众清楚地认识到，在残酷的镇压和激进主义的蒙昧之间，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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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的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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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叙利亚抵挡住了全球伊斯兰运动，代价是不被外界理解和遭受国际社会的指责。这里并不是要对该国的野蛮镇压进行评判。叙利亚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在400年占领期间所用过的所有手段。该国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是由1920年到1943年法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军队发展而来的，从1945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前纳粹逃亡者担任顾问，直到1990年得到了苏联克格勃顾问的指导。可以说，这些部门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行动仅注重结果。单从行动效果来评判，其源于同一文化的对手真的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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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政府是一个专制的、粗暴的和封闭的政权。但叙利亚政权并不是个人独裁，也不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的家族独裁。如同其父亲一样，巴沙尔·阿萨德只不过是这个复杂社会的冰山一角，他的离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在他身后还有200万阿拉维派教徒，这些人势必要为自身的生存而坚持斗争。更有数百万非穆斯林、非逊尼派和非阿拉伯的少数族群，他们将会因伊斯兰分子掌权而失去一切。而西方似乎正在这一地区鼓励和推动伊斯兰势力的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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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叙利亚独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军事占领压迫的逊尼派有产者，犯了典型暴发户常犯的错误。他们认为军人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军事组织只不过是保持社会进步的一般工具，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这样就使穷人有机会在这个年轻国家取得军队官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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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出身于阿拉维派一个普通家庭的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进而出任国防部长，而后又在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的少数族群联盟帮助下，通过武力夺权上台，并开始对少数族群进行保护，当然他自己的家族也属于这个联盟。然后，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确保少数族群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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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哈菲兹·阿萨德的继任者巴沙尔·阿萨德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只能背水一战，要么胜，要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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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听到的宣传是“如果不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这个国家将陷入内战”，这只能说明对该国形势的完全无知。叙利亚并不会再陷入内战，最好的解释是，自1980年以来该国就已经处于全面内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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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政府并不太习惯进行沟通，而是选择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当然并不是对每个反对派都这样。因为叙利亚有全世界众所周知的自由民主人士，这些人无法容忍该国的专制主义，希望巴沙尔·阿萨德能够实行政治开放。但是，这些自由民主人士只从总统那里争取到了经济自由，同时放弃实行自由改革的正当要求。这些人太过分散，没有什么手段，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们没有话语权，西方媒体也不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像利比亚的那样，可以被当作攻击独裁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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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只关注“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关于当地情况的信息，但这些非政府组织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也是一样。这个人权组织的名称在西方很响亮，也成了一些西方媒体优先的甚至唯一的消息来源，但该组织与国际人权联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该组织源自穆兄会，受伊斯兰势力领导，其中一些人曾被指责为暴力分子。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成立于伦敦，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情报机构的支持，几乎完全依赖沙特阿拉伯的资金进行运作，后来则靠卡塔尔。虽然不能说来自该组织的信息是伪造的，但考虑到该组织的创始经过和信仰导向，西方媒体特别是法国媒体，竟然将其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而不去探究消息的出处，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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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视为集中了该国所有的反对派，也被西方使节认定为有效的沟通者，但它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民众抗议组织。2011年该组织确立于伊斯坦布尔，仿照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是在土耳其当权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推动下建立的。建立伊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确切地说，叙利亚国旗由三种颜色的平行长方形组成。黑色的代表从9世纪到13世纪统治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白色代表从7世纪到8世纪的乌玛雅德王朝，红色则代表该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之初，“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用伊斯兰的绿色代替了国旗中的红色，正如人们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喊的“Allahou akbar”（真主至高无上），而非民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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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占据优势，是因为得到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但这也激怒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库尔德人，虽然他们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命中注定在宗教派别中要低人一等。叙利亚不是利比亚，少数族群占全国人口的1/4，也要有发言权，即便是在反对派内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大杂烩，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在此相互碰撞，使它很难符合国际社会的设想，甚至还不如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且一旦该国政府倒台留下政治空间，它是否有掌控局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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