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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复活”与“渐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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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四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三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第4卷第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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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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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35]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36]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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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六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37]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38]《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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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40]《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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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41]《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7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3卷第3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42]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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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虚拟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43]“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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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45]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引注：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是乎！”[46]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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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48]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49]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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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50]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51]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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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53]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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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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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54]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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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56]《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57]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58]“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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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60]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61]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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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62]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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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64]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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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66]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67]《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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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69]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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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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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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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71]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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