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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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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1]邹谠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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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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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然而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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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党派的大力宣导下，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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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即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与此同时，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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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即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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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我们有必要尽力“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党派“众声喧哗”的状态。本章试图脱逸“国共合作”的传统框架，将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放回到国、共、青三大政党党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侧重对三党各自所表述的“革命”话语予以比较分析，[3]尝试从观念史的层面来重行检讨这场革命的开展，冀能对以往史学界有关此段历史的书写因党派立场所导致的偏执和专断有所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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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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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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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在1894～1898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5]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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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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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7]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8]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桑兵即注意到，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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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10]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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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唯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先生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11]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五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革命很快失败。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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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2]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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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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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13]《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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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这样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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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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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十分之一，不及“革命”的二十分之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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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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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频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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