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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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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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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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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在1894～1898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5]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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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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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7]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8]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桑兵即注意到，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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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10]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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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唯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先生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11]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五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但革命很快失败。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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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2]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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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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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13]《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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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这样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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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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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十分之一，不及“革命”的二十分之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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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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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频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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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成立和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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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6]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7]其后，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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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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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19]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中山看来，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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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外间舆论传言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发表“辟谣”声明，声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20]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21]不过，所谓“主义不变”，其实并非完全未变。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22]后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23]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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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批评“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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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24]换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权利，端视反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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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示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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