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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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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发展，其对象和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兴盛时期的三四千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小部分是学生，其他职业比例甚微。1927年初的资料显示，3630名党员中，工人3257人，学生116人，店员84人，自由职业者56人，农民14人，商人4人，兵士1人，其他98人。[93]中共在上海的基层组织支部，也主要分两类，即工厂支部和学校支部。上海区委开始不大重视在工人之外的其他行业中发展自己的组织，等到后期有意想将组织触角伸向工人之外的职业群体时，却发现并非易事。区委本想建立以马路、里弄为单位的街市支部，将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律师、医生、各种工匠，以至贩夫走卒都组织起来，[94]但因这些职业的党员实在太少，故街市支部最终只建立了少数几个。[9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并没有广泛渗入广大的市民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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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观之，上海的工人党员中，又有百分之七八十集中于纺织行业。[96]上海区委自我检讨说：“上海工人运动的基础，建筑在纱厂工人及印刷工人上面，而在地位上最重要的码头、海员、邮电、铁路及城市工人，反最没有我们的势力。”[97]党内甚至有“所谓上海工人运动即是纱厂工人运动之别名”的说法。[98]在上海产业工人中，纱厂工人本来最多（大约占1/3），加之外国资本在纱厂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上海共有57家纱厂，其中日厂35家，英厂5家，华厂17家[99]）。外资工厂的工人显然较易接受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与鼓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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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力量，当时上海区委有一个自我评估：上海是中国第一城市，有225万人口，有上百万工人群众，在我们组织影响下的大约有10万人，而党员不过3000人。在政治上很有力量，但组织上力量薄弱。所以上海的党主要是政治的鼓动，而不是组织上真能领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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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预想中，中国工人运动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工人集中，现代产业工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动员起来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极其恶劣，有利于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资工厂做工，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帝国主义有感性认识，有利于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些有利条件也同时含有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于大城市，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工人因生存条件恶劣、缺乏文化而没有政治觉悟；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愿轻易闹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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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现，他们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工人，其反应也各有不同。如闸北丝厂工人“分江南、江北两帮，江北帮很苦且礼教观念极重，所以打不进去”。[103]相对于江南工人，江北工人的生存压力更大，他们迫于生计，怕丢饭碗而不愿参加工会。另一方面，像邮务工人文化程度较高，薪水也高，也不容易接受中共的宣传和鼓动。[104]性别方面，女工的宗法社会思想较男工为重，更受家庭的压迫与家务的束缚，能力也不如男工，但上海各部委发现：“女工很勇敢，走狗男工多，女工少，即使开除了，在女工亦不成问题。”[105]20年代上海的中共党员中，女党员一般占到20%～30%。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比例已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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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向来以“会多”著称。1925～1927年间，上海区委几乎天天有会，有时一天数场。会议名目繁多。[106]在基层组织方面，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定期参加支部会议，一般要求一周一次。据上海地方组织的观察，工人党员多不愿开会，原因是：（1）每天12～14小时的做工，非常疲劳，很少有余暇来开会；（2）开会的材料太理论，议题太乏味，不感兴趣，也受不住抽象生活的约束；（3）怕开会被厂里开除；（4）受家庭的压迫与事务的束缚。[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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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委报告说：“同学们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甚至有信仰工会而轻视党的成分。”[108]在上海区委看来，工人信仰工会轻视党，也是“五卅恶习”。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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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工人眼里，工会是一个救济机关。“普通工人思想很简单，只在希望发救济费。”[110]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及其工会的某种认同。如1926年夏天的小沙渡日厂工人罢工，罢工发动前，上海区委就估计起码要3万元救济费才能维持两周的罢工，而当时“中局（引注：指中共中央）也没有钱，莫斯科卢布跌价很大，广东也无法可想……募捐也靠不住。在此情状之下，实在很难罢工”。后在“工人领袖”的压力下，区委勉强同意罢工。罢工失败后，区委总结说：小沙渡工潮如有救济费就不至于完全失败。[111]也就是说，上海区委也认为，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区委有时会为某一次罢工所需的工人救济费事先作出详细的经费预算。[112]由于经费有限，区委对发动大规模罢工一般都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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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上海区委烦恼的是，基层党组织在鼓动工人罢工时，往往轻易对工人许诺说：“你们倘若能够罢下来的话，则上总可接济几千元或几万元。”罢下来以后，因无法兑现承诺，工人极为不满。区委批评这种做法为“幼稚的煽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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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罢工都难免会有工人被开除。由于工人党员在罢工中充当先锋，被开除的也往往是他们。对于失业党员，工会和党组织无法救济，导致失业党员“对团体怨望”，甚至到区委和工会“闹事”。[114]如1926年小沙渡罢工结束后，资方开除了罢工中的大批首领。失业工人向工会要求：出钱给他们做生意；派他们到工会工作；工会替他们重新找工作。工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常常在马路上、工房中将工会和部委负责人包围，甚至殴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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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失业工人党员如何救济，也无良策。陈独秀说：在欧洲，失业工人必更革命；在中国则失业者易于反动。因罢工而失业，党与工会必应救济，如不救济，党与工会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但如有救济，则失业同志必愈加多，且上海工人一失业，必较长期，所以十分难办。[116]上海区委的看法则是：欧洲失业工人多为经济失业，中国则多为政治失业，为党、为运动而失业，此种失业，党非管不可，如不管，则同志将不敢工作。[117]但上海区委也只能有选择地救济少数失业党员。[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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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失业救济外，中央和上海区委还为基层党员干部的“雇佣劳动化”现象而苦恼。下级负责同志要有钱才工作。[119]“在党内部负责同学……雇佣性质格外厉害，你骂他也好，打他也好，只要不裁他生活费，此种人永远不会提起精神，到了裁掉生活费，他就发现各种不好的景象。”[120]上海区委将党的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期：“‘二七’以前最苦；‘二七’以后到‘五卅’，艰苦卓绝；‘五卅’后就大优裕。过去同志都是拿很少生活费，天天吐血做工，所以做好了。现在就不同，上海党费每月二千以上，七、八个月以前，只一千元，工作并没有比以前好。”[121]上海区委是在1926年9月发表这一看法的。此时，中共还只有五年党龄。而雇佣劳动化问题已令中共十分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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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五 团与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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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中共中央规定，团员与党员的年龄大致以25岁为分界，但年龄在25岁以上而在C.Y.工作者，可加入C.Y.；年龄在25岁以下而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122]上海区委要求团上海地委“注意将青校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以资扩大本校组织。”[123]上海区委其后又规定，以后不纯粹以年龄为标准而分化，须以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未觉悟的分子，仍退入团。[124]这样一来，团的法理定位十分明确：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受党的领导，即“中学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同志应领导中学同志工作，中学同志应受大学同志督促”。[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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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年团，其实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126]而非父子关系。亦因为此，双方经常呈现一种竞争和竞存的态势。在上海，不仅团员与党员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团的组织效能明显优于党。如团的支部大都能按时开会，开会时缺席的很少。这一点上海的党就很难做到。五卅运动中，党和团的组织都有过一次大发展。上海团地委担心在这次大发展中有“投机分子”混入，曾举行了一次“洗团”运动，先后洗出上百人。[127]而上海的党组织从未洗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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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以前，上海区委很少注意团的工作。上海团地委也很少向上海区委汇报工作。党与团很少发生关系。[128]1926年4月，上海区委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规定称：党是革命的总指挥，团是在党指导下对青年施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每年政治运动的方式、主张及策略均须经过C.P.决定以期统一。在这大前提之下，C.Y.尽可积极发展政治工作。”“C.P.和C.Y.各级机关及各支部的会议，均须互派代表，藉以彼此熟悉情形。遇有共同行动时，还应召集临时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之联合的会议。”[129]这一规定颁布后，党与团的上层关系开始发生较密切的互动。上海区委委员中，有了团地委的负责人。[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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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党与团的关系逐渐密切，但在基层，C.P.和C.Y.之间一直存有门户之见。[131]按理，团员转为党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成熟”、“进步”和“觉悟”的表征，应该乐意为之。而实际情况却是团员多不愿转入党。由于团内青年学生较多，能力较强，而党员多为工人，才能往往不如团员，加之团的组织比党的组织严密，因而出现团员瞧不起党员的现象。[132]在团员看来，“大学支部喜欢指导中学支部而无能力”。有些团员自以为能力比党员强，不愿服从党的命令。“有的地方中学负责人比大学强，就形成中学指挥大学，就发生纠纷。”[133]尤其在学校学生方面，党的支部组织不健全，不仅不能指导中学支部工作，而且一切问题，大都由中学支部先讨论，实际上是中学支部领导大学支部。党方称此为“大C.Y.主义”。[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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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团内女青年较多，在她们眼中，党内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关系，不愿入C.P.，又不愿与老太婆合伙，又过去男女问题使他们害怕。”[135]所谓男女问题，乃指党内常常闹恋爱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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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党员眼中，团员还是一帮幼稚的小孩子，也难免存在“轻视中学”的观念。大学说中学是小孩子，中学即骂大学为老头子，因此而影响到实际工作。[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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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厂中，女工多为团员，男工多为党员，党、团之争几乎成为男女之争。而在学校，如上海大学附中，党员多是教员，团员多是学生，党员往往以先生的姿态对待团员，团员则以“考试太严”而怀疑党员故意刁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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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团方批评党方散漫，无计划，不能按时开会，纪律不严，做事不与团方商量，只是单独去做，又做不好；而党方则批评团方只注意开会，没有注意实际工作和深入群众。[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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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这样描述党与团的关系：“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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