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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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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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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至7月间，国共合作关系由局部性破裂演至全面性大决裂。中共遭受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此后的数年间，中共一直处于求生存的困境中。既往的研究将目光集中于这个时期党内精英的人事更迭与高层路线之争，重在证明错误路线如何导致失败，正确路线如何导致胜利。而对中共所身临的具体历史情境则较少关注，如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下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组织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地付诸实施，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植入中国乡土社会等等，均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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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共同编印了一套《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多达60余册，数百万字。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迄今尚未为学界重视和充分利用。本章主要利用这批党内文献，将目光由城市转向乡村，借以探讨大革命失败后（侧重1927～1932年）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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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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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27年4月以前，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南方一些省份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在北方地区虽遭受北洋军阀的压制，但后者的社会控制力毕竟有限，中共仍有较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但自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不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合法存在。中共成为一个“非法”的在野党。用中共当时的说法，全党转入了“地下党”的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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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总数由1927年5月的57967人，减少到11月的17650人，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在广东，据1927年4月的统计，党员有9027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大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党组织同样遭受了摧残。但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党组织的再生和复苏能力似乎甚强，1927年末1928年初，广东省的中共党员人数增至两三万人。到1928年8月，广东党员又进一步飙升至6.4万多人，遥居各省之首，甚至超过了一年多前即大革命鼎盛之时全国中共党员人数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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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1928年底，广东党员数量即骤减至2万人，到1929年4月，进一步减至1.3万人左右。此后的两三年间，广东党员数量大约维持在1万人的规模。到1933年，更减至一两千人。（见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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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中共党员数量统计（1921～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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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党组织在数年间何以会如此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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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自然比其他省区具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中共的一些革命工作虽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进行的，但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主要掌控在中共之手。中共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居于国民党之上，广东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只知有C.P.，不知有国民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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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在广东清共（以四一五事变为起点）时，广东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利用大革命时期奠定的工农群众基础，纷纷发动武装暴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4月至7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共在广东40多个县（当时全省共94个县）发动了5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秋至1928年夏，广东省又有40多个县市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一度占领了20多个县城，有的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4]暴动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总体而言，广东各地党组织在“四一五”以后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有的因此而解体，但大部分尚能继续奋斗。[5]与其他省区相比，广东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显示较强的应变和复苏能力。1928年8月，广东党员多达64229人，是1927年四一五事变前该省党员人数的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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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理言，党组织的扩充对处于顺境中的政党并不难，而对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则非易事。加入者随时有生命之虞，非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者不敢为。为什么广东在1928年前后党员人数会出现一个高峰？具体言之，这个时期参加革命者，主要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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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局而言，国民党清共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但当时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并未立即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中共六大虽指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但因刚从顺境中走过来，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仍然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6]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昂的革命斗志。在“后见之明”的今人看来，那时的革命实处于低谷，离革命成功还相当遥远。但在当时一些革命者的信念中，革命很快即可成功，曙光就在前头，当下的困境，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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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清共时，广东地方党组织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但革命胜负未见分晓，下层民众一时尚难以判断未来到底将是国民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如1928年5月中共番禺临时县委给广东省委[7]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例“投机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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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二分区中共发展较好，该区农会代表14人中，党员占10人。10个党员代表中，有周东和一人是管理该乡财政的，颇具势力。“他原本是五桂局的握权人，不过农会势力澎涨时遂投机组织农会，‘四一五’事变后，他的思想亦非常动摇，本来对党毫无认识，他所以不拒绝我们，反加入我们的党，是他的投机行动，恐防C.P.执政，他的地位不固，以为加入党后，一旦C.P.执政，他的地位亦仍可以稳固。”当地农民和农民党员都很信仰周，因他管理全乡财政，不啻一个富翁，有一种潜势力，农民多有信仰富翁的心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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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和算得上一个“地方精英”。他的能力和见识比普通农民应高出一筹。四一五事变后，他对投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度犹豫不决，表明当时政治局势尚不明朗，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他最终将筹码押在中共一方，说明他当时判断中共前景比国民党可能更具优势。周东和的选择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看法，即国民党虽然清共，但两党谁胜谁负，一时难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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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加入中共者，像周东和这样的地主富翁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加入者是普通农民。据1928年8月的统计，广东党员中，农民占75%，知识分子占12%，工人占9%，士兵占3%。[9]这一比例与当时全国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基本一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主体力量被迫转入农村。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如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如在海陆丰、顺德、廉江、化县、遂溪等地，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10]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在陆丰，2000余党员中，“同志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11]在惠来，大革命时期原有党员100多人，四一五事变后，该县党组织在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上千人。“这一千多党员中，竟有九成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一个东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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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而这种盲目性又与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的滥收滥拉有关。中共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急需恢复和壮大党的力量，因而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的组织。[13]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也给各特委[14]下达征求指标，特委又同样给各县委下达指标，各县委自然也要求各区委、各支部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党员，而且从中央、省委、特委，到县委、区委、支部，征求指标层层加码。如中央要求广东省在半年之内增加8000名新党员，而广东省委要求南路各县在半年之内必须发展到1万名以上的党员。[15]同样，东江[16]特委要求潮阳县委在一个月之内发展同志1000人。[17]有些地方，指标一直下达到党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吸收同志数人。[18]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拉夫式”地吸收党员。如廉江就是“拉夫式的吸收同志”，“虽然廉江的党，无组织，无训练，无宣传，可是吸收新同志却很快。农民加入党，不是一个一个而是一批一批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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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吸收党员的条件，中央规定：“党所收纳的党员，一定要是群众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勇敢的分子”。[20]广东省委在给各县市委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吸收工农中“最勇敢”的分子，而对“阶级觉悟”则甚少提及或干脆不提。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勇敢”成为吸收党员的首选条件自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一些县委在给支部的指令中，则提出“对于工农分子无条件吸收”，连“勇敢”亦不强调了。换言之，下达征求指标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加码；而厘定党员条件时，则中央、省委、县委层层递减。如海丰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承认：“我们急切于发展党的组织，而期望于普遍城市乡村，所以对于工农入党条件，只是放低，且在每次群众集会公开征求党员。”[21]群众集会时征求党员，往往是成批地集体入党。如海丰在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300名到会代表中，90%被吸纳为党员，“未加入者只年龄太高者而已”。[22]广东省委认为，青年农民在斗争中，通常是最勇敢、最急进、最积极的力量；而老年农民则多思想落后，苟且偷安。[23]省委的这种认知与当时中共党员的年龄结构相吻合。据1928年1月澄海县委的报告，该县84%的党员在35岁以下，其中又有近60%的党员在25岁以下；11名县委委员中，10人在19～26岁之间。[24]这个时期广东全省党员年龄未见记载，相信与澄海县的情形相差不远。青年人的急进和激情，与老年人的谨慎和保守恰成对照。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人是否参加党或革命的重要因素，各个时期革命的主体力量几乎都是年轻人。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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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外来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在扩充组织的过程中，并不排斥而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关系媒介。如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党委的指示中，鼓励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吸收同志，还提示可以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私塾）、教拳头和秘密结社等方式及旧式行会、同乡团体去发展组织。[25]有的县委还要求党员“注意训练自己的老婆，发展农妇同志”。[26]由于农民交往圈狭窄，农村党员在发展组织时，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进行，借助、依附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地主富农家庭。其读书人的身份和较富裕的家庭出身，有利于他们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农民对读书人和乡绅具有相当信仰。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在一些地方，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村入党（或多数入党）的“共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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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盲目的和“拉夫式”、“拉友式”的入党者外，尚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者。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在农村则多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许多游离非阶级的分子进党；在城市则多拉许多失业工人入党”。[27]所谓“游离非阶级分子”，是指那些年轻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他们中不少人勇敢不怕死，当中共动员农民时，最先挺身而出的往往是这批人。但他们多是游手好闲之辈，加入中共以后，多存靠党谋生的观念。顺德县委报告，一些农民入党以后，以为党应该维持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若不与他解决，就不工作了。[28]在潮阳，党员向党领伙食费的多达二三百人，月需千余元。[29]东江各县“失业同志、靠党生活的同志非常之多”。为了维持一大批失业党员的衣食问题，各地党委只好采取“捉猪”（即绑票）的方式筹款。[30]东江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批评党员存有两大错误观念：一是把党看做救济会，以为党可以有钱给他，当白色恐怖厉害时，党的财政来源断绝了，他们也离开救济会了；二是雇佣革命观念，“在那些财政来源容易的地方，一般同志对于金钱观念非常厉害，无钱不做工，路不过一二十里，每送一信非一二元不行”。[31]有些地方，农民不是因为地主压迫而是因为自然灾荒而要求入党谋求生路。如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暴动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因为暴动“吃大户”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后来这些农民均受地主诱惑而反动。[32]还有些地方的农民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入党。如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一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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