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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支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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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而言，既要保持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又要使组织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总是一个两难问题。列宁主义政党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中共作为一个以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亦常以此自期、自许。那么，这个时期中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或接近于这一理想形态？下文试对广东党的支部组织情形作一具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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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也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党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一般只要赞成党的政治主张，选举时投票拥护即可，党员入党、脱党均很随便。而列宁主义政党则不同，它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支部”。在基层组织里，党员之间定期开会讨论，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党对每个党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并通过支部考察吸收新党员，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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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指示观之，中央显然充分认识到支部组织的重要性。特别是六大以后，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做到“一切同志都有支部，一切工厂中都有支部，一切支部都有支部生活”，要求每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40]但检阅这个时期广东各级党组织的大量报告，几乎千篇一律地声称，各地的基层组织支部，多数是有名无实的。1928年11月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全省党的支部号称数千，但大多数都不能按期开会，即使开会也很少能到齐；党员对开会没有兴趣，支部也很少分配党员工作。支部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因此也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党员活动多成了个人英雄的拼命主义，没能做到“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的发展，在城市，没有深入大的产业、交通、市政的工人中；在农村，一般没有深入地主势力占优势的大村，只偏重于小的所谓红色乡村。各地的基层党部，差不多都忽略了党员的教育训练工作，对党的政策也不能普遍了解，缺乏党内的讨论。下级党部的同志对党的政策多是盲目地听说。有些党员因不了解革命的前途和工作的出路，而表现烦闷消极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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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组织的重要性和如何过支部生活，对多数没有文化的农民党员而言，本是相当陌生的。由于组织发展太快，加之此时党的中心工作放在武装暴动上，各地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廉江，近千名党员“似一盘散沙，简直说不上组织。过去无人负登记的责任，各支部的同志之增多减少俱无确实的调查，各个同志也模模糊糊只知自己是个党员而已，甚至有连自己的支部都不知道的”。县委也不知道全县党员的确数。省委巡视员到廉江视察时，询问全县有多少党员，三个县委常委竟答出三个不同的数目。各支部、小组不能按期开会，很多同志只在入党时同负责同志谈过话，此后便没有开过会。县委没有向基层党部发过宣传和训练材料。“土地革命的意义，党的一切策略，目前的政治情形，同志们也无从知道，一句话，训练工作等于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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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德，“各区及支部通都涣散而不健全，名目上虽然有二十六个支部，区委有四个，但在实质上几等于零；党员二百余人，都是挂名的多。”[43]在广州，党的组织很不严密，党员的活动能力和对党的观念均薄弱，支部很少分配党员工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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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在广东要算建立最早，而且斗争最激烈、最普遍，尽管如此，其党组织仍然散漫松懈。[45]在潮阳，党部自县委至支部组织均不健全。支部不能按时开会、报告、收党费及在乡村中发挥作用；县委不知道支部及党员的确数；区委委员多不负责，有的区委委员当选后甚至从未到过区委；大多数党员对党的观念很薄弱，党员的训练教育工作全无。[46]在陆丰，多数同志（9/10以上）都脱离党支部，不开会亦不工作。[47]932年4月召开的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坦承：“东江党的组织，很严格的讲是等于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工作，并不是经过组织力量去推动，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而大多是少数同志个人英雄式的领导。大多数党员不能够做群众的模范，不能遵守党章上所规定党员应尽的最低限度的责任。”[48]同年11月，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现时，支部多数瓦解，同志中多表现出右倾、灰心、悲观失望的错误观点，‘自新’叛变的现象各地都有，露骨的表现东江党组织上的弱点。支部不健全，不能讨论和执行上级的决议，同志多不缴党费，不能负起党员任务为党工作，党内缺少会议生活，县区委集体领导极薄弱，表现了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这是东江党普遍的现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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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其他各地，情形也基本相似。党员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能读党报的很少。中央或省委所出的党报，又不能分发到支部。加之上级通告大多文字深长，一般党员看不懂。由于缺乏教育训练，党员的政治水平甚低。很多党员对党缺乏基本认识，连什么叫做C.P.都不能十分了解。[50]一些党员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加入共产党。[51]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很好地传达到支部和党员中去。[52]“中央、省委文件从没有拿到支部去讨论，看都难得，连县委本身也不能通通看到的，马马虎虎，而从没有讨论，至工作同志到各区去大半把食宿问题做中心而不把工作做中心。”[53]党员不了解政治形势的变化，如上级党组织要求讨论“反五次围剿的决议”时，基层支部感到纳闷：“四次围剿”是什么时候有了，又在什么时候冲破了的，未听见讲过前四次“围剿”，又有什么第五次“围剿”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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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是这个时期广东各地党组织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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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一再指示和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实际效果却甚微。其间的制约因素自然复杂。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体制，当其植入和运用到中国社会中时，必然面临着一个磨合和调适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生存空间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其组织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转为农民以后，诸如“C.P.”、“苏维埃”、“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一套洋名词已令那些乡下农民一头雾水，更遑论要运用这些洋组织和洋概念将他们动员起来呢！如规定支部党员每周开会一次，广东各地的农民党员即感不适。他们表示对开会没有兴趣。中共琼崖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称：“同志讨厌开会的现象在琼崖特别普遍”。[55]在海丰，农民党员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可毁弃神明；二是会不要开得那么多；三是女子不要那么活动。[56]“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这句民谣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估计在这个时期当已适用。因为它隐晦地表达了农民对共产党“会多”的不欢迎态度。对于那些长期习惯在散漫无序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农民党员而言，骤然要受列宁主义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东江特委报告，在普宁、惠来两县，农民同志许多以入党为麻烦多事，做错事时又要多受一层处罚，因此当党部开除同志或将同志留党察看时，那些被处罚的同志反而表示欢喜。[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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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入党前对党没有相当的认识，入党后又无严格的训练，甚至不知党为何物，这样的党员自然不可能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结果是入党、脱离均甚随便。来的时候是一批一批地来，去的时候也是一批一批地去。[58]这个时期，广东党员中脱党、逃跑、自首、叛变的现象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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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多是暴动一度取得成功的地区，如海陆丰、琼崖等地。但当这些地区危机来临时，党员脱逃、离叛的现象亦最突出。在海丰，当苏维埃存续期间（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初），党员骤增15000人。但新吸收的党员，多数没有得到相当的训练，不晓得党的主义，不明了斗争意义，一到敌人临境，即表现畏缩，部分动摇而致叛变，坚决勇敢参加斗争者占少数。在陆丰，党员有2000余，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当敌人进攻时，能积极参加斗争者不上400人，余多畏缩逃散。[59]海陆丰政权之所以迅速丧失，党组织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因素。1928年4月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写道：“海陆丰党发展太快，对于党的训练缺乏，故每个党员，鲜有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当每次政变，叛变、灰心不干以及逃走的，至少在百人左右。非独海陆丰党员如此，而红军中亦有此现象发生。”[60]随着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酷，党员中动摇人数亦呈上升趋势。据1929年4月中共海陆紫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海陆丰已“自新”者计有二三百人之多，“还有多少同志想走此道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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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江特委报告，各地党的发展与否，完全恃政局为转移。在暴动胜利时还能多少吸收一些党员；当敌人压境时，因党员之逃跑，党的力量便骤然减少。如惠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千余人，白色恐怖一起，将近一半逃跑，连县委、区委委员亦跑得不知去向；仍旧留在乡村的党员，则不敢和党部通消息，实亦等于脱党。普宁的党员大多是自耕农，与惠来一样，压迫一来，逃跑过洋者近占半数。据东江特委1928年6月的报告，普、惠两县农民党员逃往海外（暹罗）者约1000人，匿居山上或搬到别乡和不愿与党发生关系者约占十分之六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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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亦在广东其他各地存在。广宁有党员200多人，“逃走的占二成，消极的占二成，积极奋斗的只得二成”。据称在西江地区广宁党的基础尚算较好。在高要，敌人的镇压一来，9个县委跑了6个；党员有的因生活问题脱党另谋职业，亦有的入山做土匪。[63]在云浮，130余同志，“投机动摇分子居多”。[64]在化县，有党员一百几十人，县委准备发动一次暴动，但是暴动尚未起，听见有敌军开来，党员便四散逃走了，全县党组织亦随之而瓦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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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著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亦一再申明要强化党的纪律。如规定“不参加支部会议、不纳党费者不算同志”。[66]声称如果党员违反纪律，党组织要坚决予以纪律制裁，决不姑息迁就。但各地党组织在执行纪律时颇感棘手，因为多数党员没有受过党的训练，违纪者罚不胜罚。陆丰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无奈地说：“党员既不知党是什么，自然不明白纪律为何物，我们若严格执行起来，不知要开除及处分多少。鉴此，纪律也没有严厉执行。”[67]东江各县党组织亦声称，他们之所以没有执行纪律，实乃无法执行，“因为一般工农同志大多数莫有过党的生活，而且莫有受过党的训练，所以他们实是不知道纪律是什么东西。”[68]还有一些地方党组织担心党员受处分后叛变反动，亦不敢彰明开除其党籍，以至于一些已经逃跑脱离组织的分子，也没有采取组织上的制裁。[69]所谓“铁的纪律”，形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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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至1929年3月，中共广东党组织遭到了一次全省性的大破坏。全省党员人数由1928年8月的6.4万多人，减至1929年4月的1.3万人。这次大破坏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加重，主观上则是党组织自身不健全。党员中具有坚定信仰，英勇无畏，敢于献身者固多，而恐惧逃跑、脱党变节者亦为数不少。如南路、北江、琼崖等特委和香港区委机关都是因党内叛徒告密而遭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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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酷，党员自首叛变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日渐威胁到广东省委机关自身的生存。1929年1月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中不无忧虑地提到：“党员自首之风渐炽”。[70]1931年7月徐德在关于广东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省委“四年来破坏是定期的，每次破坏后叛变一批，组织经常是动摇的”[71]。1931年初至1934年9月间，由于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省委主要领导人先后更迭10次，省委机构名称亦3次更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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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党员大批叛变自首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1月东江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近来许多阶级异己分子纷纷叛变，葵潭一区叛徒近二打，全东江几近百人。”“叛变的，自新逃跑的真多！”相隔一个月，东江特委再次向中央报告：“最近一月来叛变的甚多，特别是潮普惠与潮普揭，一月来叛变的将近百人（单指所谓干部）。”[73]“叛变后我们受到极大损失，我们的同志与群众死于叛徒之手的极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极大的打击，许多群众或同志对我们干部都怀疑，不知谁才靠得住，因此不敢接头或者要我们干部发誓他才敢接头。”“党员的数目是大大减少了，二千党员的海陆紫现在不上一千了，七百党员的潮普惠现在只有一百多了，五百多党员的南山现在仅存七十二人，而且不能开会的。党的组织是这样的削弱。削弱的原因，主要的是自新与脱离了关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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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的严酷情境下，本无多少政治信念的农民党员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背弃组织，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因为此，更彰显那些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革命者之非凡和可贵。革命党的成长历程，本是一个不断淘汰、不断升华和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最初加入革命队伍者，中途因牺牲、失散、逃亡、叛离、清洗等，最终能留存下来并成长为真正革命家者只是少数。比如1928年广东全省6万多名党员，到1933年仅余下一两千人，广东全省各地的白区党组织到1933年基本丧失殆尽。一个松弛涣散的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实在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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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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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地下党而言，经费、交通与情报传递是制约其生存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中共全党的经费情形非本文所能考察，此处仅就有限的资料，对广东各级党组织的经费来源与支出情形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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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广东省委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的津贴，二是下级党部的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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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民党清党反共之际，武汉国共合作的政权还存在。当时中共广东特委的经费预算，月需1.2万元，开支主要包括特委和广州市委机关费、工运和农运活动费、宣传费和救济费等。但当时中共中央只答应每月津贴2300元。广东特委认为此款实在无法支应，请求中央在广东未收复以前，每月增加特别费5000元；另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拨给广东农运和工运补助费。[75]这说明当时中共广东特委的经费来源主要仰赖在武汉的国共两党中央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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