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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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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新的党章。[4]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以后国民党党章虽历有修改，此一规定基本未变。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在法理上有两个并列的“最高机关”。因人数众多的全代会不便常开，早期中执会实际上成为国民党中央常设的“最高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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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兴中会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一贯采用党首制。党首的名称或称会长，或称总办，或称总理，始终由孙中山担任。而俄共组织体制在形式上实行委员制。在鲍罗廷为国民党起草党章时，决定让国民党仿照俄共体制实行委员制，得到孙中山首肯。[5]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将党首制改为委员制，一个重要的考量，是担心自己逝世以后党内没有一人能立刻完全承继他的职位。[6]但当新党章草案付诸审查时，审查委员会鉴于孙中山在党内的当然地位，乃在党章中增列“总理”一章，使在采纳俄共委员制之外，兼顾总理制，明文规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执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意味着“总理”位居全党“最高机关”之上。这样一来，全代会和中执会实际上也并非真正的“最高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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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之后，孙中山又另设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两个“最高机关”之外，还叠床架屋另设一个机构？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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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中政会成立的缘起，有一说法。1926年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解释说：“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因为前年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有海外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各部，但因没有政治指导机关，究未完备。因此，总理提出应设立政治委员会，辅助总理计划政治的方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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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政会的设立，也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中政会的原型即是俄共中央政治局。1919年，俄共鉴于人数众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运转不灵，乃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分别负责政治和党务工作。这两个机构成立后，隐然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政治局的权力又逐渐超乎组织局之上，最终成为俄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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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的这一体制，经鲍罗廷介绍，被孙中山采纳。鲍罗廷向孙中山进言：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而由41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对一些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难以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有必要组织一个人数更少、更核心的最高权力机构。[10]鲍罗廷另有一个更隐讳的考虑，即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反对“联俄”“容共”政策，对孙中山时加掣肘和影响。而另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意在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权力逐渐削弱，从而使孙中山摆脱那批“老同志”的影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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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易为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7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孙中山所指派的委员，除伍朝枢外，都是当时鲍罗廷眼中的“左派”人物，或是中共跨党党员。孙中山显然在中政会人选上参考和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12]张继等“老同志”听说鲍罗廷建议设立中政会，而且要聘鲍氏为中政会的“高等顾问”，曾极力表示反对，但未能奏效。[13]值得注意的是，7名委员中，邵元冲和瞿秋白只是候补中执委，而伍朝枢则连候补中执委都不是。这意味着中政会并非由中执会内产生，有打破中执会之法理权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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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看法，认为中政会最初只是备孙中山咨询的一个辅佐机关，没有法理职权和明确责任，其权力实际有限。[14]这一说法不尽符合事实。在鲍罗廷的设计中，中政会是一个类似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机构。鲍罗廷甚至私下直呼中政会为政治局。[15]孙中山所指派的中政会委员，都是其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和忠实追随者。而中政会的实际运作，也显示它一开始即是一个比中执会更核心的权力机构。中政会从设立到孙中山北上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1924年7月11日至11月1日），共召开过12次会议，其中孙中山亲自出席并主持了8次。[16]而在同一时期，孙中山甚少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17]很明显，中政会成立后，孙中山有将党的权力重心由中执会逐渐向中政会转移的倾向。另外，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操控力的鲍罗廷以政治顾问的身份一次不落地列席中政会，此亦十分微妙地反映了中政会实际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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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法，孙中山设立政治委员会的目的，是出于军政、党务分工办理的考量。[18]因为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又议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样一来，似乎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政治、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之分工格局。[19]不过，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初期，其职能之分工并不如此清晰。在中政会成立后第三日，胡汉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之权限案，经会议议决：（1）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2）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办理。[20]以此观之，中政会不仅处理政治及外交问题，也可以处理党务。党务方面虽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政治与外交则直辖于总理。细察初期12次中政会所讨论和议决的议案，内容涉及内政外交、财政金融、党务宣传、地方自治、军事训练、国共关系、人事任免等各个方面，其决策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政治决策确是中政会的主要职责。该会第10次会议决议案称：“本会为唯一讨论政治之机关，至于实行，则一方面由于政府，一方面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21]此案可以解读为：其一，除中政会外，别的机关（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讨论政治问题；其二，中政会是政治决策机关，而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是其政策执行机关。此点与中执会第43次会议之决议又有所不同。中政会的权力似超乎中执会之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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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自1924年7月设立，至11月孙中山北上，因时间不长，总计开会仅12次，其职能和角色在当时固不为外间所明了，而后来研究者又基本无人查阅当年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1924年下半年间，广州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多是通过中政会作出的。如9月3日第7次会议，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并决定国民运动大会的宣传宗旨；11月1日第12次会议，议决和北方合作的条件，中山先生决定北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等。在此期间，国共关系问题在国民党中央有过多次激烈的论争，最终也是通过中政会加以解决的。事缘于1924年4月，国民党“右派”党员寻获到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并以此作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组织活动之证据。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23]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均发生激烈争执而未果，最后决定请孙中山召集中央全会讨论解决。[24]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开幕，但全会争论数日，亦未能达成任何决议。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此问题拟出两个草案：一是《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一是《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21日，汪精卫将两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全会表决一致通过。[25]草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与共产国际“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据鲍罗廷给莫斯科的报告，孙中山怀疑中共企图通过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乃建议成立一个直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后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通过该委员会来传递。这样一来，国民党就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态度，并可切断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直接联系。孙中山将国际联络委员会直属中政会，使中政会的权力更为集中。只是因共产国际与中共消极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才没有实际运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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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之中央政治委员会暂时停开。因肝病在北京住院期间，鉴于自己病势严重，不能躬理政务，孙中山乃下令将中政会由广州移至北京，决定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随行北上的鲍罗廷仍为顾问。[26]这一名单也值得注意，仍然是7名委员，其中吴稚晖和李石曾是中央监察委员，陈友仁则既非中央执行委员，亦非中央监察委员。按理，既是“移设”，则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的政治委员会即不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期间，广州之政治委员会虽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但并未取消，其例证是：1925年2月，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议：“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汪精卫将此决议电告广州。[27]广州政治委员会依据汪电，于2月19日开会，决议广州政府在孙中山去世后改为合议制。[28]是次会议虽是孙中山北上后广州政治委员会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但足以证明广州政治委员会仍然存在，其对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既似追认，又似接受和执行，折射出两会并存之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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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鉴于广州有一常设的政治委员会，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只是临时性的，没有设主席。汪精卫当时是北京政治委员会与孙中山之间的唯一联络人，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际，是国民党内少数能直接见孙的同志之一。但汪精卫不愿在名义上负起领导这个委员会的责任，原因即是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委员会，由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任主席。[29]笔者查阅到一封当年汪精卫致吴稚晖的信函，说明是孙中山命令将中政会由广州移至北京。[30]可见北京政治委员会是“临时”机构之说不能成立。孙中山还在，汪精卫自然不可能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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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国焘认为，汪虽然名义上不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北京政治委员会实际以汪为中心。[31]这一说法大体是不错的。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之所以很快能在国民党内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接班人”，与其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经历大有关系。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代孙中山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中枢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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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北上以前，中政会召开不定期，或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移至北京后，开会频度增加。查《邵元冲日记》，他自1925年2月2日至京，3月26日离京，在京52天内，共计出席政治委员会25次，平均约两天一次。同一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也召开过数次会议，多数情况下是与政治委员会联席召开，显示决策的重心在中政会而非中执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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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的决策范围相当广泛，除有关孙中山的治疗及遗嘱等事项外，诸如国民党对北方善后会议和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以及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等重要问题，均经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定。不仅如此，广州时局与西南军政大计的处理和应付，亦由北京政治委员会加以决策。[33]这意味着国民党最高权力中心此时在北而不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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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论者多以为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理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是孙中山有意让胡接班，而甚少注意这一时期国民党权力中心北移以及汪精卫在北京主持政治委员会这一重要事实。在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心目中，以为汪精卫不过是随孙中山北上办外交的，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实际上，汪精卫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这一段经历，为其日后角逐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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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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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考验其组织调适力的重要关口。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光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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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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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以前，孙是中政会的当然主席。孙不出席时，由胡汉民代行。[34]孙中山北上之际，又任命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显示孙对胡确有特别嘱托。另一方面，汪精卫在北京侍疾期间，也得到孙中山的深度信任，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时，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他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才干，也颇得党内同志的好评。[35]在这种情形下，汪精卫如果萌生角逐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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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孙中山丧事料理完毕，北京政治委员会也随之寿终正寝。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主张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汪精卫没有同意。[36]汪深知要角逐最高领导权，必须回广东不可。1925年5月初，汪精卫由北京回到广东。据蒋介石日记载，汪精卫回到广东的第一件事，即径往潮州晤蒋，主动要求与蒋结拜为把兄弟，并劝蒋“实行总部参谋长职权”。蒋有点受宠若惊，在日记中写道：“同志对余如此亲爱，愧感交集。”[37]汪的这一举动，显有拉拢和争取蒋为自己同盟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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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蒋介石外，另一实力派军人许崇智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目前虽未见汪、许交谊的直接史料，却有胡、许交恶的足够证据。[38]许是粤军总司令。当时论军队的数量，以许的粤军为最多；论军队的素质，则以蒋的黄埔党军为最锐。当汪、胡竞争最高领导权之际，蒋、许两人均有排胡拥汪的意向，鹿死谁手，大局基本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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