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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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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5]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会议议决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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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的《学生自治条例案》中，删除了先前由大学院起草的《学生团体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国民党可在学校设置区分部的条文；会议还议决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不过，“党化教育”的名称虽改，党化教育的理念仍存。南京国民政府另颁《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设党义教育科，掌理各级学校党义教育事宜，并对各级学校党义教师的资格加以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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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国难，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由着重党义灌输、思想控制，逐渐转向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向心力的培养。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试图将党的主义，融合和渗透于“公民”教材之中，意在淡化党化教育刻板僵化的负面形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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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7]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8]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为1比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9]“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10]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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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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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呈复说：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任何机关学校之长官或校长，对其所属教职员只能以长官或校长资格指导监督其教职员，不能以党员资格指导监督同一机关或学校之其它党员，因此等党员之指导监督，应属于隶属最近之党部。若机关长官、学校校长行使指导监督之权，即难免有越权之弊，甚或引起纠纷。为免除此弊与求指导便利起见，必须透过党之组织，实行指导监督，方易进行。惟以各机关学校各级党部组织或尚未成立，或未臻健全，为实施管理并考察及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计，似应先由中央规划于各大学校及各教育机关中成立直属党部。”[13]陈立夫还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1938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8所高校中筹设党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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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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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形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实在沉疴太深，积重难返，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乃决定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15]为了统合党内各派系，蒋介石训令CC系与复兴社同时解散各自的小组织。但在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16]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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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青团成立起，团与党的关系即缺乏一种组织制度上的明晰界定。蒋介石有意将三青团塑造成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特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除其本人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这样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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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7]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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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18]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两人、学生党员一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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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他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引者注：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姚从吾获悉后，立即向时任三青团代书记长的朱家骅求证“两根线”之说是否属实，并申言“两根线之说，外间言者甚多，非孟麟先生一人之言”。[20]此时朱家骅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但实际组织大权掌控在复兴社之手。朱没有正面回答姚的问题，实际表示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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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扩张势力。[21]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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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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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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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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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23]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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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25]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26]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27]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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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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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28]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29]，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30]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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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32]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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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34]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35]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36]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37]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38]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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