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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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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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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科举与兴学校是同步进行的。按理，当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代士绅衰亡没落之际，应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成长崛起之时。但是，新知识分子与传统士绅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在传统社会中，士作为四民之首与其他三民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尤其在基层社会，“地方士绅一言一动，乡里倚为重轻”。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四民社会的解体，治统与道统逐渐分离；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大部分与农工商三民疏离，自然也难以赢得大众的信仰。这一点，在乡村社会表现尤为明显。1936年代《女子月刊》上曾有一篇文章，细致地描述了新知识分子在乡下人眼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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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往乡村中去实地考察一下，当可知道现在一般未曾受教育的对于知识阶级所抱的是一种何种态度。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即可成为号令……这种现象，从坏的方面来观察，是人民知识的低落，是绅权的膨胀；但如从好的方面来观察，亦可以说是知识界与非知识界的沟通。过去中国的各种设施，能够使大部分人民奉行，不得不归功于这层原因。但是现在学校出来的学生是怎样？虽则现在一般知识界的学问、理解力较之过去均属优良，但乡村中人士对于他们却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的心情，不但不愿听他们的话，简直亦不敢听他们的话。中国种种新政的实施，不能发生效果，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症结。因为新政发施者是知识界，而要求效果，则须全国人民一致。一般人既怀疑知识界，不信任知识界，则对于知识界所发动的新政，自然不愿奉行，不敢奉行。二十二年浙江省余杭、临安二县农民不服从政府的强迫养育改良蚕种而发生的暴动，实在是很好的例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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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农民对新知识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新教育的不信任。清政府在停废科举之时，即开始兴办学堂以取代旧的私塾书院。但是，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并非在一夜之间靠一两纸诏书即可一蹴而就。实际上，在清末民初，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还不如旧的私塾。在乡村基层社会，新学堂更是有名无实。有人回忆民国前期江西景德镇的教育时写道：“那时的教育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新开办的学校生源不足，而教《四书》、《五经》、《幼学琼林》、《昔时贤文》、《三字经》等的私塾却有不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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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景德镇的这种“不寻常现象”在当时中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十分普遍。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全国各省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平均达30.3%（见表11-1），其中安徽高达73.1%，湖北高达63%，江苏、福建、贵州、四川等省亦占50%左右。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5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有私塾101027所，塾师101813人，塾生1757014人。私塾总数约占全国小学校数的1/3，塾师数约占全国小学教职员数的1/6，塾生数约占全国小学生数的1/8。[18]据当时人的估计，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这一统计数字还远低于私塾的实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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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中国22省961县农村教育机关状况表（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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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科举兴学校30年后，私塾在中国基层社会仍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实在出乎意料。自举办学校开始，私塾虽迭遭新教育的奚落和摒弃而仍然屹立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如私塾设置简易，塾舍大小随便，学生多少不拘，学生年龄不限，个别教学不求一律，诸如此类，均能适应当时小农社会的需要。也因为此，虽然民国时期政府当局一再对私塾加以压制、改良和禁止，但直到1940年代末，私塾和变相私塾仍然充斥于全国各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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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民对新教育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是私塾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即有人指出，新式学校所授功课“距离农村生活过远，未能切合实用，结果学生能画汽车飞机，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计田亩忙漕”。[19]1930年代，社会学者在湖南衡山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要求乡村小学“少唱游，多读书”，并且要求教古书。[20]笔者曾访问过几位受过私塾教育的老人，何以舍新学堂而不读？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当时农民对新式学校的新教学法和新教科书等不信任。有的说：“新式学校很多时间浪费在文娱体育等方面，送子弟到学校去认不了几个字！”还有的说：“新学堂不念《三字经》，而念什么‘大狗叫，小狗跳’，那算什么学问！”这固然表现出当时中国农民思想观念的务实和保守，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和普遍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来，知识精英提倡以白话文来普及大众教育，开启民智，没料正是白话文教材竟然成为百姓不愿接受新式教育的一大缘由。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下层民众与新知识分子疏离的一个绝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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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下层民众与新知识分子之间的疏离是双向互动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大多以农村社会为中心，其伸展手脚的空间主要是国家官僚机构鞭长莫及的“地方”或“乡里”，耕读在乡村，关心的事务也主要是农村。少数迁居市镇的士绅仍然与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享乐之所，而不是其安身立命之地。即使学而优则仕，亦多在不惑或知命之年结束宦游，回到家乡收拾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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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学校取代科举以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发生了改变。过去私塾分散在城乡村镇，如今新学校主要集中于都市，大学固多设在通都大邑，中学亦大多设在县城。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961县的农村教育机构调查的结果，中学仅占乡村教育机构的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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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江苏常熟农村调查时，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学生，以至于在调查日记中慨然写道：“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却是第一次。”[22]自南宋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以来，苏浙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文化渊薮，未料这个时期的苏南农村，却连中学生亦如凤毛麟角，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该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文化衰败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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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这个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的全面统计材料，但一鳞半爪的个案亦能给人以一叶知秋的感觉。1924年，李景汉在京兆农村调查时发现，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23]19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调查时也发现，一些地主子弟在寻乌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24]在一些内地农村，“粗识文字的小学毕业生便可以打起知识分子的幌子，俨然以绅士自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任意欺骗老百姓。”[25]在四川一些地方，每当某家有子弟小学毕业时，亲朋邻居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如科举时代中举一样送去报条，以示祝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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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说明，这个时期的中国乡村出现了人才空虚和教育衰败的景象。农村文化生态结构已经失衡与蜕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宗族一般拥有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以及族学、义学等，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受宗族的资助，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随着传统文人士绅的衰亡，宗族制度与学田、义田、族学、义学的衰落，乡村人口的识字率甚至不如19世纪以前。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识字率都低于这一比例。如抗战前后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只有16%。[27]若仅就农村人口的识字率而言，其比例则更低。据抗战时期的一般观察，士兵的识字率在10%以下。[28]以此衡测当时中国农民的识字率，当亦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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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潮东渐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带有西化色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趋衰败破落的农村具有吸引力。加之城市集中着财富、权力、名位等社会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尽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乡村。大学毕业集中于大都市，中学毕业也想方设法留在省城和县城。城市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工作活动中心。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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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卷去了乡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乡村衰败了，没有一些生气，和黄褐的土块成了调和的色彩，死静、凄泠、枯暗、荒塞、简陋占据了整个乡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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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城市化潮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粗具规模。当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还主要是旧日士绅中的一部分。当新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后，城市化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此，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分布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社会成为一个被精英遗弃，管理日趋失序的地区。1934年湖北省襄阳县县长称：“近数年来，士大夫阶级类多全家去乡，侨居他埠，而无产失业之徒，或从戎，或附匪。其土著大多数为自耕农，识字甚少，程度极低。故甲长中什九不识字，保长虽较优，而识字人数亦不逮半数。保甲制度难于推行，实亦原因之一。”[30]襄阳县的情形应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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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群集都市，使都市各部门人浮于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1936年5月，蒋介石在一次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谈到，邮政局招收邮务生，普通机关招考录事，每月薪金不过一二十元，往往只有两三名缺额，而有几百人应试，其中不少是大学毕业生；[31]而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人才却奇缺，“一省之中，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厅长常觉到县长人选困难，能够一肩担起筹备一县地方自治的人才，极难物色。一县之中，县长又感觉到区长人选困难……至一区之中，乡镇长人选亦复困难……至闾邻长则更人选困难。”[32]梁漱溟于1920年代末着手乡村改造运动时，“所最感困难的问题：一就是村中无人，一就是村中无钱”。他于1929年从广州北上，游历考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河北定县翟城村以及山西太原等地的乡村改进运动。他发现村长问题是各处所共同困扰的一个难题。他在考察记中写道：“象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33]梁漱溟所谓的“好人”到底指哪些人，不详所指。而有钱人和有能力的人相继离开乡村后，乡村人口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贫弱无助的穷人，一类是游手好闲，作恶乡里的流氓地痞。其结果，乡村教育日趋退化，乡村自治日趋衰败，乡村宗族组织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豪恶霸等乡村恶势力乘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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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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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做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因缺乏全面性的统计资料，下面姑且列举几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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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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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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