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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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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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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做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因缺乏全面性的统计资料，下面姑且列举几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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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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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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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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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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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和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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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0年代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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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动态表（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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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所列江西寻乌20位权势人物，大致可分为新旧两代：由前清拔贡、附生、秀才组成的旧士绅和新式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士绅。据毛泽东调查，当时该县尚有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但这些人大多已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显然他们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过去秀才出身的“寻乌五虎将”已经倒台，由中学毕业的一批“新寻派”取而代之。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正值新旧两代递嬗之际。当时，寻乌县共有大学生30人，中学生500人，小学生1300人。大学生多数侨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寻乌当地称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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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状况观之，这些人多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为地方权势人物。大中地主中相当一部分不问外事，被当地人称作不中用的“山老鼠”。从表列20人的职业及经历观之，多数曾出任过县一级公职，纯粹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很难进入当地士绅行列。这一点仍和科举时代相同，即以参与地方公事为前提，用寻乌人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人“能到衙门话事”。20人中，只有1人被认为“很规矩”，2人不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动首领”的却有8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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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地方权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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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所列鄂西7县12位地方权势人物，其出生年代为1884～1907年间，而其权势年代均在民国时期。12人中，父辈有功名者4人，而本人均无功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文盲2人，不详1人。很显然，这12人所赖以掌握地方社会支配权力的资源基础均非超人的教育程度和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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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2人的发迹凭借和途径，虽然具体的表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靠的是“力”。“力”有两种：军事的——武力；经济的——财力。12人中，靠武力发迹与靠财力发迹者，几乎相当。靠武力发迹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无赖、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绅家庭；靠财力发迹者，则多是地主商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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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民国时期鄂西12位权势人物动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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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民国时期鄂西12位权势人物动态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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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时期而分，北洋军阀时期发迹者，其凭借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团练、帮会（汉流）。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35]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做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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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多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借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亦为之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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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夸其能”的怪象。[36]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首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表11-3内所举来凤县“团阀”向卓安即为做匪起家。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等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这个时期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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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西各县，当南京国民政府势力深入以后，“团阀”的出路不一，有的见风转舵，主动投靠国民党，跻身于基层政权与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负隅顽抗，不服从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多被国民党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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