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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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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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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缺乏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112]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科举制度停废，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完全脱节。国民党执政后，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层机构，却未能建立一个健全的低层机构。国民党政权乃成为上下两个极不一致的机构的组合体：上层是由一批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文官群体组成的领导层；下层却是被精英遗弃，而由一批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控制的基层组织。在此，先将国民党政权上层结构的社会构成作一个简要的量化分析。由此将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个时期基层地方官所面临的困境和基层政治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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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7 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教育程度统计（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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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南京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公务员中受过国外高等教育者占13.6%，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者（含军警高等教育）占41.8%，两者合计占55.4%。也就是说，在中央公务员中一半以上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再从官阶来看，中央选任、特任和简任官中，受过国外高等教育者占34.3%，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者占38.8%，两者合计占73.1%，中央荐任官中，受过国外高等教育者占22.8%，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者占53.6%，两者合计占76.4%。由此可知，在国民党中央选任、特任、简任和荐任公务员中，有70%以上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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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先后更替了13届内阁。13届内阁阁员（包括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除去复任者外，共计109人。其中国外留学出身者62人，占56.9%。[114]再据1942年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委员共219人，其中国外留学出身者89人，占40.6%。[115]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中，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显要人物，其中留学出身者88人，占44.4%。在留学出身者中留美者34人，留欧者22人，留日者32人。[116]国民党政权上层机构中，留学出身者之多，以至于当时人们“眼见中国的政治完全操在一班留学生的手里”，而发出“今日之域中，竟是留学生之天下”的感叹。[117]国外有学者更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革命，是革留美学生的命，[118]因为留美学生在国民党政权中有独领风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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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个时期的省级领导层。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命令的统计，1927～1949年，全国各省先后共有253人次出任省主席，其中军人为190人次，占总数的75%。[119]民国地方政治败坏，论者多归罪于军人主政。不过，这个时期在国民党能有效控制的省份，省级政治体制在法理上为委员合议制。即使在抗战以后，省主席的权力逐渐提高，但仍不能忽视各厅厅长在省政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个时期各省厅级领导群体的素质并不差。以湖南省为例，1926～1937年间，前后计有23人担任厅长。23人中，留学出身者14人，占60%以上。[120]这种情形并非湖南一省独有。在担任过各省厅长的人员中，可以举出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名字：任鸿隽（1928～1931年任川省教育厅长）、卢作孚（1935～1937年任川省建设厅长）、周诒春（1939～1945年任贵省财政厅长）、朱经农（1932～1943年任湘省教育厅长）、贾士毅（1933～1938年任鄂省财政厅长）、王世杰（1927～28任鄂省教育厅长）等。[121]除厅级长官外，省级其他佐治与幕僚人员亦具有相当良好的素质。以湖北为例，1943年，该省省属各机关主要人员（科长以上）137人的学历统计，留学国外受过高等教育者占10.2%，国内大学毕业者占43.8%，国内专科毕业者占24.8%，军校毕业者占9.5%，中学毕业者占1.5%，其他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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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层文官群体的整体学历之高，大出吾人想象。按理，有如此高学历的精英群体主政，国民党政权不应该只维持22年。这其中自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而言，国民党只建立了一个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上层机构，而未能构筑一个相应的下层实体，即便最好的决策和理念也无法付诸实施。而县长正好处于两个极不相称的上下机构的夹缝之中。中央和省的各种法令、规章、计划、决议频频向县下达，而县政府无论人才、经费都极其有限，县以下的区乡保甲更是有名无实。县长即使有心承上，也无力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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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最大的感受，便是法令多、决议多，而且这些法令很堂皇，很现代。这自然与参与决策的上层文官群体分不开。他们中不少曾留学国外，仰慕西化，亦迫切想使中国早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故将西方各类典章法规大量引入。据1940年代的法律专家估计，当时中国的各种法令规章总计约有2.8万种之多。[123]国民党时期抓丁拉夫最为人诟病，然而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兵役法令多达130余种，如将与兵役有关的法令一起计算，更多至300余种。[124]诸如优待军属、实行“三平”原则等，法令规定得非常详细具体。再如“新县制”，1939年，国民政府为推行“新县制”，专门成立了一个县政计划委员会，由36名委员组成，并聘任177名专家学者为专门委员。经过这些委员两年多的努力，制定法规及方案共计90余种。[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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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徒法不能自行”。诸多的法规大都要通过基层政治组织付诸实施。这个时期，县长如同置身于“法网”之中，动辄违法。曾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余井塘声称：“做现在中国县长的人，恐怕衮衮诸公之中，竟找不出一个没有犯过法的人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法令太多，“从国府所颁布的，各院部所令行的，乃至省府所单行的，各式各样的法令规章；从平时中央及地方所施行的，乃至到战时中央及地方所增加的各色各样的法令规章；其数目究有多少，其内容究竟如何，究有多少懂得明明白白？”余井塘断言，恐怕不但未谙法律的县长不能弄得清清楚楚，甚至立法院里的专家学者亦未必能通晓。他提议主管县长的省厅要适当宽容，如果一味地以法绳人，则做县长的难得一个不遭拿办，其严重性，小则撤职，大则坐监或送命。[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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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实际，余井塘之言，并非过甚其词。据统计，1931～1946年间，全国文武百官被弹劾的共计2678人，其中以普通行政人员被弹劾最多，占总数的46%，普通行政人员中，县长又占了2/3。[127]另据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历年惩戒人员统计，1932～1939年间，全国被惩戒的公务员共计1009人，其中县长占了394人，占被惩戒总数的39%（见表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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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8 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统计（1932～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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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如牛毛”，已令县长如束如缚，动弹不得，而法令的纷乱和“朝令夕改”更使县长无所适从。首先，这个时期，国民党中央各院会部和各省政府均有制定单行法规之权，于是法出多门，缺乏统一精神和共同依据，以致“公法与私法、母法与子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法律与命令、命令与命令，相互矛盾冲突”。[128]其次，法令变动不居，“有政策不变而制度变者，有制度不变而法令变者，有甫经公布而旋即修改或废止者”。[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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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法令过于僵化。一国之内，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固大；而一省之内，县与县也往往相差悬殊。这个时期，中央或省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往往缺乏弹性。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某省通令各县成立水上警察队，有一县呈复以境内无水行舟，似无成立水上警察队的必要。而省厅却批复曰：“事关通案，所请碍难照准”。[130]在这种情形下，县政府徘徊于“遵之不可，违之未能”的两难之间。遵办，就得负疚而害民；不办，又违功令而受罚。如此纷歧矛盾的结果，遂使县长中的庸懦者，茫无头绪，终日惶惶；狡黠者遇事敷衍，因循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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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最盛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131]1940年代，一位国民党党义教员深有感触地说，他所担任的《党的宣言及决议案》这门课程，总共有四大厚册之多，“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我只有私自太息，那些决议案有几件付诸实施呵！……只要其中有一小部分付诸实施，中国早已得救了”。[132]今天重新检讨国民党史，深感当年那位党义教员的朴实之言堪称的论。如果仅依据法令、决议来研究国民党史，定会认为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相当现代色彩的法治国家。然而，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由上下两个极不一致的机体组成的“夹层面包”。带有现代色彩的上层文官整天忙于制订各种法令、计划和决议，不管下层有无承接实施的能力，其结果，“层层推转，步步变质”，或者是“中央向省政府一仰，省政府向县政府一仰，县政府向乡公所一仰，乡公所向保办公处一仰，保无可仰，便置之字纸篓”。[133]故当时保长戏称其办公处为“仰止堂”，“仰止堂”者，并非“高山仰止”之意，而是“仰即遵照办理”的公文层层下达，最后下到保办公处，保办公处无法再“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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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基层政权空虚，另一方面上层官僚群体对基层社会情形相当隔膜，所制定的法规政策往往与基层社会情形格格不入，基层无法推行。一位县长深有感触地说：“坐在沙发上摇笔杆的人，不知道坐在土块上的人有无接受决议案的能力。地方政府如此脆弱，有无执行决议案的办法？因此有许多地方工作的人，最怕上级太‘努力’，他们一努力我们便吃力，吃力不讨好，大家不得了”。[134]坐在沙发上的人的“努力”与坐在土块上的人的“吃力”，正是国民党政权上下脱节的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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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湖北省县长中流行“三少三多”的说法。“三少”指属员少、经费少、任期少（短）；“三多”即长官多、法令多、表册多。[135]“表册多”所带来的困境又是国民党政权上下脱节的另一重要表征。统计本是现代国家实施科学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早为西方国家所采用。大约从1930年代初开始，统计之风东渐，不仅社会学者纷纷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中国国情，上层文官亦开始热衷于统计，以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1931年，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1933年，行政院颁行《地方行政机关统计组织暂行规程》，自此，中央各院部和地方各省大兴统计之风，各类统计刊物纷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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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24省市（东北除外）政府编辑出版的统计刊物总计多达224种。每省市平均在9种以上，最多的省市超过30种。[136]据调查者称，各省统计刊物的实际数量还要多。由行政机关出版如此繁多的统计刊物，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时下中国恐亦未必过之。这么多的统计刊物，必须有大量的统计资料来源。行政机关所赖以调查者，仅凭一纸公文和一张表格下达到县，着县长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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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为例，1934年，江苏各县政府奉令查填的各项表格多达271种。[137]调查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如内政部饬填的名胜古迹调查、中西药房调查、仓储粮食调查；实业部饬填的工人失业调查、劳资纠纷调查；省党部饬填的各业供奉神祇及各庙神名历史调查；省政府饬填的县政府每月工作报告等。表格的设计大多繁细，如果没有一批具有相当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进行实地调查，这些表格完全无法填造。而县政府机构简陋，不可能具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上级机关的严厉督责下，县长不胜向壁虚造之苦。一些县长声称：“县府最感困难者即为临表涕泣。”[138]当时有人将县政府的行政工作归纳为四件事：填报表册、呈转公文、出席会议、应付地方。[139]前三件，主要应付上层文官群体，后一件指应付地方豪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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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置身于上层文官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上者以国家强权相压，下者以社会“民意”相抗。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当时县长自称要用十分之八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上下人事。由于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巨大反差，县长在这双层结构的“磨合”下，几无独立意识和自主人格可言。县长及其佐治人员成天忙于填报表册，呈转公文。县政只有表面而无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有消极因应的功能，而无积极振刷的气象。因此，这个时期的县级基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国传统胥吏政治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而非近代政治的过渡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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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政部编《县长须知》，1928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湖北档案”）：LS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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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北档案：LS1—111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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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北档案：LS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