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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大杂院中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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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和店铺(对车夫来说就是车厂)是北京工人能找到的最基本的两种住处。和姚英瑞一样,五分之三的城市车夫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大杂院或其他条件很差的住房里。(35)剩下的人中大部分通常是单身,住在车厂的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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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忍受没有现代卫生设施和暖气供应,大杂院四壁能够阻隔外界的嘈杂和视线,(36)四周是住房,当中是开放的院子,也差强人意。北京最漂亮的住宅其实都是由一系列院落相连而成的。有着对外界的封闭性,同时便于商贩朋友进出、街坊邻居家短里长串门聊天,以及采光良好的开放性,这种精巧设计对于居民和小贩可谓各得其宜。(37)就连严肃的社会评论家陶孟和也承认：“即平常之住宅,亦较多而精美……北平居民之房屋,固优于任何都市者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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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住处很容易人满为患。在大杂院里,这些房间原来是为一个大家庭所设计,现在却分别租给个人或一个家庭。(39)老舍借祥子之口,道出了对这些拥挤的“平行”杂院生活条件的严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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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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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作品中,老舍暗示了正是这种对空间和收入的残酷竞争毒害了大杂院的生活,营造一种无名愤怒和绝望的气氛。在他的小说《柳家大院》中,叙述者说道：“在院子里走道总得小心点;一慌,不定踩在谁的身上呢。踩了谁也得闹一场气。大人全别着一肚子委屈,可不就抓个碴儿吵一阵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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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处都有贫穷地带,穷人,包括车夫,都集中在这些靠近城墙和城门外的地方。(42)除了外城天桥区,其他穷人聚集区都演变成了贫民窟或者人尽皆知的劳工阶层居住区。从住所来看,主要的阶层分割并不是富人区和贫民区鲜明的界限,而是街区中树立的大杂院。20年代之初,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注意到“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43)人们可以发现富人和穷人在几乎任何地区都住得很近”(44)。到了20年代末,阶层区隔才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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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化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坏之区域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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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轮班的车夫从内外城贫穷偏僻之地涌入市中心寻找客源,这种现象反映了阶层分离的形成。这些日常人口流动揭示了阶层与都市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但是人力车夫在北京街道上的出现不同于集体涌现的劳工社区和星罗棋布的贫民窟。相反,他们的存在证明了贫穷是深深扎根于整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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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车厂主与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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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当乘客,你可以在街上招呼一个车夫或者雇一个任你差遣。若要当车夫,你可以去城里上百个车厂中租一辆车。再多付点钱,就能住在车厂的宿舍里。(46)办理租车手续通常须经车厂主的熟人介绍或携带一份商铺出具的担保书(铺保)。一辆人力车的价值近100元,车厂主必须保证车夫不会把车偷走或者损坏。万一车被偷了,介绍人或出具铺保的店铺有责任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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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保证方便了各种交易,包括借贷和学徒契约。根据介绍人或做担保的商铺财产情况,铺保被分为不同级别。车厂对保证书的要求不能太高,因为他们的委托人都很穷,而且车厂自己的金融级别也很低。(47)举个例子,1921年,有两兄弟想做卖红薯的生意,在向政府资助的“贫民借本处”申请贷款时,得知需要一份铺保。他们已故的父亲在一家车厂租过车,而且现在这两兄弟和他们做车夫的大哥也住在这家车厂。但是当他们从这家车厂带回铺保时,机构职员说他们需要一份更加有说服力的铺保。“其冥衣铺、洋车厂子、煤铺、铁铺、成衣铺等等的,那全不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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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靠关系就能从车厂主那借到车。共产党劳工组织者武光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9)19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指示武光扮成人力车夫作为建立工会的第一步,从此他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住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小旅馆里,并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在当地警察分局登记。但是在白天,他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拉车。武光需要隐蔽身份,这使得要拿到一份铺保难如登天。不过这个问题早已在考虑之内,武光结交了一位老车夫,经他介绍认识了一位车厂主。这车厂主对这老车夫十分信任,不用铺保就借了他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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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主和车夫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对较高层次的交易常显得有些随意,但是同样遵循当时通行的规矩。互相依赖和保证所形成的纽带相比城市中主要的经济活动所遵循的规矩就显得有些弱不禁风了,后者有一套更加复杂完善的关系网。不过车厂主们也在努力完善这套契约和承诺系统,以防止车厂资产因车夫逃之夭夭而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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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多数经济单位一样,车厂规模非常小,平均不到30辆能够出租的车。车厂主也和经营其他小本生意的人一样,会和租车人培养一种恩庇侍从的关系。与其他城市不同,北京车厂主直接与车夫打交道,而不通过中间人或掮客。(50)车厂使出浑身解数在店里扮演家长式的角色来吸引和留住车夫。恩庇侍从关系的培养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让车夫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而拖欠租金和盗窃车辆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所以对车主来说最好是留住那些熟识的车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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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驼祥子》中,刘四爷是“人和车厂”的老板,祥子经常去他那儿租车。刘四爷在当老板以后,恩威兼施。年轻时的刘四爷赌过博,当过打手,劫过票,还放过高利贷。因作恶多端而蹲了几年大狱后,他办起了车厂。“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52)刘的车厂比较大,管着60多辆车,他不存破车,所以车租也比别家的高。不过他让车夫白睡车厂宿舍,到过节也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要是有人交不上车份,他就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但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他不含糊,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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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刘四爷这样的老板可能会喜怒无常,也常会动用厂主之权无情地对待车夫。不过北京市郊海淀区的张氏兄弟,却是出了名的“凶恶”。(53)在“张记人力车厂”,他们经常打骂向他们租车的车夫。有一位39岁的车夫,名叫张清元(非亲非故),他兢兢业业地干活,一个月来每天20个铜板的份子钱一分不少,直到他伤了脚。他勉强把车拉回住处,没力气再回车厂了。张氏兄弟怀疑他偷了车,找到介绍人。介绍人来到车夫家,了解了他的伤势。当张清元来到车厂时,张氏兄弟要他把租金还清。可张清元说他没钱,只有靠拉车才能把钱还给他们。张氏兄弟大发雷霆,对着车夫就是一顿毒打,把人给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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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小规模经营或许让车厂主和车夫看上去像一个大家庭。专栏作家陈西滢曾记述过从他家隔壁车厂传来的欢声笑语。(55)即便如此,在市场力量较弱的地方,恩庇侍从关系发展到相当充分的程度,以致车夫要改换门庭都受到限制。到20年代,像市场力量可以左右车夫与乘客交易一样,车夫也能和车厂主在租赁条款上讨价还价了。各厂主收取的租金不等,厂址和车辆型号也不尽相同,使得车夫还能够货比三家。市场力量和恩庇侍从关系的此长彼消,导致了车厂的车夫流动率高达60%。(56)人力车夫会觉得在像刘四爷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有更多的安全感。但如此一来他们却失去了在市场上货比三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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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从市井角度观察权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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