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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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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警察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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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近北京一般居民的大街小巷部署警力,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界限的重新划分。但是当警察来到他们的前沿新岗位时,他们能做哪些事呢?他们可以执行法律法规,收取罚金,(59)监禁歹徒。每个区署都有一个短期拘禁的牢房,同时北京还有一些老式监狱和“模范”监狱。可是北京警察的成功并非由于他们有能力把形迹可疑和寻衅滋事者关入日益扩大的监狱系统。确切地说,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证明的,北京警察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效率,是因为他们能够讲究方式方法,令人信服地行使其代表社会秩序和公民平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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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校课程包括警务理论,以及这些普遍原理在北京社会环境下如何运用的具体案例。在警政系统建立与扩张初期,这些课程本身也是当时改革的一个写照。(60)它们把预防犯罪和动乱作为重中之重。警察的站岗或巡逻,本来就是意在防患于未然。“比如,张把李杀了。伤害已经发生。这时怎么还能阻止李不被张杀死?先生们!到这时才想起保护别人已经太晚了。”(61)工作的重点并不是有组织暴力的使用或威慑,而是在于细心观察和搜集情报、理解法律和习俗与时机恰当的干预。教官的训诫引经据典,让学员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62)“古人说,实恐虽有法而无执法之人。”(63)根据教导,警察不仅要依法行政,更要以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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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前门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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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门向南观看外城鳞次栉比的商店和寺庙。前门与永定门(外城南城墙三大门的中门)在中轴线上彼此相望显示了北京作为帝都的精致设计与作为商都的建筑、街道和胡同的杂乱。从照片上至少可以看到有六名穿制服的警察。一个正悠闲地站在交通标志线和划分道路的路灯前面。另外两位同样站在街中心的岗位上。另一位正向街边巡视的同行走去。第六位在路边人行道上正引颈向同一方向观望。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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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以官方的口吻说,警察在北京街道和市场车水马龙、嘈杂混乱的情况下必须保持严肃。“如果你爱开玩笑,你就管不住一般百姓了。”(64)警察应该具有谨慎、简朴和正直等传统美德。这份工作还需要有点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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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人能当警察?好学的人。有学问的人日夜勤勉,对得起他所负的职责。警察还须耳聪目明。遇到事情,一眼就能看出重要不重要,事大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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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如果有一伙人在商量怎么去抢别人的家,要干坏事的意图很明显。你就要把他们抓起来,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事,几句警告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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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有两人在街上走路,一个人不当心撞了另一个,两人打了起来。你能把他们抓到局里吗?当然不行……警告他们不要打架就可以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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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类似的判断所需要的知识大多和常识有关,而不是学问。但是实际问题就是考验个人学问的事实,反映了人们普遍期望警察扮演有学养的官员角色。警察行事应如当代君子,有一种以道德权威行事之风度。(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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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有关20年代北京的文章中回忆,他就遇见了这样一种警察。(67)吉川的一位熟人大渊真慧从日本来访,一日,他在皇城东边的交叉路口东四牌楼等电车。出于好奇,他走进了一家古董店,边浏览古玩边观望电车,不当心碰碎了店里的一个瓷瓶。(68)店主向他提出了高得出奇的价钱要求赔偿。大渊的中文说不太好,因此他打电话向吉川和另一位朋友求助。可他们到达之后,仍然无法说服店主降价。最后,有人提议找警察来解决这事。双方同意后,便雇了人力车带上瓷瓶碎片一起去了附近的警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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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署坐落在一个老旧的官家宅邸。庭园中花木茂盛,是北京常见的那种宅院构造。一行四人来到休息室等待,没过多久,一位警察抽着香烟、吞云吐雾地走了出来,问他们有何贵干。当他们说明了争执原因之后,他们被带到一间“调解室”。房间里摆着一张木质长桌,长桌里面坐着一个剃着板寸头、身穿中山装的警官。他能说会道,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继而劝告双方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争端。吉川知道,“排难解纷”典出《史记》。这位警官接着继续开导双方：“这个花瓶本应该值多少钱,古董店老板所说有所不实;但另一方面,因为你的过失打破了花瓶,作为安抚,是否应该赔偿古董店老板略高一般卖价的金额?”警官开了个价,然后“请”日本人和店主双方“知晓、认同”,双方同意了,纠纷圆满解决。数年之后,吉川回忆道：“当时我非常感动,不,即使到今天,也仍感动不已。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仅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言,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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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画面着实扎眼：抽着香烟的干警,在老旧的大宅里,穿着现代制服,以道德而不是法律为标准权衡着案情,还念叨着《史记》中的典故。他所展现的礼数和技巧或许是由于他所面对的事件微不足道,亦可能由于原告是外国的上层阶级。不过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北京警察队伍致力于出色地完成公共服务,(69)而这种公共服务的重心在于仲裁调解以及圆滑地维护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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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规范警察角色的不单单是道德信条,还有许多条条框框的规矩。民国初期的警规勾勒了普通警察的生活和纪律。(70)对仪容和秉公职守的强调一如警务学堂的课程,只是语气有所不同。有些规矩似乎取自军事手册。“站岗时靴帽衣裤均须一律整齐;不准歪戴军帽,不准里衣及领子外露,衣襟领口不准敞开。钮子不准缺少及不扣钮子。”其他还有些规定则有明显的折衷主义的味道。警员执勤时,“佩刀枪支不准舞弄,不准骂人及对人说话发横,不准与人谈笑嘻戏及遇认识之人闲谈,遇有喜庆等事,不准出帖延宾,不准口吟唱曲(虽然这是北京人热衷的一种消遣方式)”。这些规定展现了警察角色的另一面;庞大的组织以他们为对象,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苛刻而又易于评估的行为准则。无论是学堂的授课,或是这些规定,都力求警员能够一丝不苟且品行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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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直的公共形象照理说应该很得民心,而且实际上也颇合乎北京市民对道德情感的诉求,可这样也使得警察容易被人讥讽或恫吓。192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名警察发现两位私人车夫把车停在新丰楼饭庄门口,妨碍了交通。两位车夫的雇主这时正在饭店里面招待朋友。警察让车夫把车挪一挪,他们起先装作没听见,接着就开始讥讽他打官腔的语气,说道：“你别以为你穿着一身虎皮,你还能带我们上二区吗?”警察答道：“你不用费话,官事官办。我负有警察的管理权,你不听我的指挥,我就得把你带区。”话到这份上,两位车夫就开骂了。警察倒不理睬,把两人拖进饭店。他和雇主解释了两人“无理蛮骂”的行为。这两位车夫还指望着他们的主子会帮他们求情;(71)结果倒好,在听完警察的解释之后,雇主说道：“我的车夫一个好的都没,全是可恶的东西,趁早扭区罚办,万别留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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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为了不伤感情,警察通常也会迁就辖区内的人,忽略一些小过错。这种怀柔策略易使秉公执法的上司愤怒,但事后再使用强硬手段却有激起市民维护先前习惯方式的风险。1921年6月,区警陈巡长奉其辖区周警长之命,调查宣武门外铁道栅栏内违法赌博的传闻。陈巡长以查无此事敷衍。周警长将信将疑,另派便衣警探赵文元深入调查。赵发现一个名叫汪于的男人和其他四名工人在赌博,他成功将这五人抓捕,但却遭到了工友的攻击。赵警探和一名前来支援的警察被打倒在地,他们的法绳和警笛也被偷走了。聚众赌博组织者汪于因被搅局而勃然大怒,带了把铲子大步来到当地派出所门前示威。他在外面谩骂威胁,所里唯一的一名警察仍在里面好声好气地劝他离开。汪的忿怒之举暗示了他可能有这么一种想法,极有可能已经贿赂过,觉得警察就应该对他和同伴的赌博行为眼开眼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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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状态与人们对警察相互冲突的角色期待密切相关。贫穷、灌输的理念、组织的指令性要求以及舆论对警务的看法,都会影响其社会角色。与1920年代的其他政府部门类似,警察机关经受着漫漫无期的财政危机的困扰,警官与警员工资的拖欠可达数月。数起警察为养家糊口而盗窃被抓和因绝望而寻短见的案例,印证了他们所承受的这些压力。(74)正如一位报社评论员所指出的,警察似乎已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麻烦和压力所困扰：“出了事总是当巡警的不好,……(他们)上边受气,下边挨骂,(75)两头为难。”(76)不过这种“两头为难”,也在政府和人民、富人和穷人、互相争执的团体与个人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这可是警察的工作重心之一。许多警察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另一些则在压力之下崩溃,或者蜕变成像衙门差役那样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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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署负责收集街坊邻里间的基本信息,特别是户籍资料,同时管理日常值班站岗和巡逻工作。它们也是使得警察们能够起到缓冲作用的重要单位。老舍曾生动地描写过这类角色以及一位管着一片居民区的巡长的内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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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巡长已有四十多岁,脸上剃得光光的,看起来还很精神。他很会说话,遇到住户们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恫吓,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巡警就没有治安可言。虽然他只是小羊圈这一带的巡长,可是他总觉得整个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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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学堂所传授的理念以及将警力部署在贴近市民、贴近他们的问题和滋生犯罪之处的模式,鼓励了像白巡长这样的警员积极的、家长式的表现态度,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抵御由贫穷和严格管理所带来的意志消沉。虽然白巡长这类警员可能会时不时收些贿赂,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腐败并不一定会削弱或丧失他们驾驭“人情世故”和息事宁人的本事。只要警察能继续不避危险,不管天好天坏,在区署和派出所外坚守岗位,官方与社区规范彼此冲突所引起的偏差就不会破坏队伍维护治安的能力。事实上,北京街头巡警的成功靠的就是他们在各方压力下周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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