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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银行家的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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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有资料很难清楚地了解袁保三。在1920至1922年的会长任期结束之后,他就退出了商会政治舞台。但周作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是华北和北京政界商界的风云人物。周作民与安迪生是一对颇有意思的对手。二者同为转型时期人物：安迪生经历了清朝社会秩序、新政以及早期民国的腐败,而周作民则在清民交替时期游走于银行与官僚之间,在军阀混战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两头讨好军阀政治和一党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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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见图12)1882年出生于江苏省,曾留学日本。(75)他的银行事业始于清末,并在191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1916年(76)他进入交通银行,次年出任总行设在北京的金城银行总经理。金城银行曾是“北四行”之一。与其他三家银行一样,金城银行虽然在中国北方城市有巨额投资,却为来自上海地区的金融家所控制。(77)该行在处理北京当地事务时也行事高调。举例来说,金城银行为当地谷物交易提供资金,在警局财政困难时期还为其提供贷款。尽管周作民在1920年代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他交通系成员的身份却将他推向了国家政治的风口浪尖。(78)1921年,时任商会副会长的周作民,据称被财政部授以高职,却委婉拒绝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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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安迪生对他们的合法性所展开的攻击在1921年初已有所减弱,依然有许多人反对袁和周操纵商会政策的行为。1921年春,他们同意对商铺设一新税种以充警察资金,随后花了相当精力劝说会员接受。4月,商会开会商讨此事,“不料一班旧商店对于此税,颇为反对,虽经副会长(周作民)多方疏通,终难得多数商家之谅解”。(80)同年晚些时候,商会面临了又一起牵涉中国、交通两行的停兑危机。1921年11月中旬,恐慌达到最高点,有超过1万名储户和纸币持有者聚集在两家银行门外要求兑现。(81)但这一次,在银行家们的领导下,商会的反应与安迪生在位时期截然不同。商会、政府和银行并没有在停兑问题上陷入对立的僵局,而是联手解决危机。(82)商会试图说服政府归还从银行提取的部分欠款,正是这些借款加剧了这次恐慌。然而商会同时也向其会员施压,要求他们接受银行发行的纸币。(83)警察威胁将严厉制裁那些抵制的商人。12位拒收纸币的商人被捕,警察还在他们背上贴上“罪状”拉去游街示众。(84)11月下旬,通过高层谈判、向银行调入资金以及一定的强制力,银行危机终于得到了控制。但“仍有一些人,大部分是钱商和街头小贩,对银行心怀不满,不过当局会把他们摆平的”。(85)通过与金融巨头和警察的联手,袁和周将他们的权力从商会内部会员的决策权,延伸到更广大的商界,并最终及于其边缘的小商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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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2年例行选举的临近,安迪生有理由相信自己有希望赢得会长职位并击败他的对手。1921年在货币和税收问题上对银行和政府有利的两项决议,(86)以及安迪生宣传得当且极富戏剧性的出狱,都使他处在了有利位置。他大可以将自己塑造成商人利益的维护者、刚正不阿的爱国者,或者被目无法纪和民主程序的现任领导者所陷害的正直之人。另一方面,他在1920年代的经历也表明,他的领导风格和实质在商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商会可以被带向激进主义的边缘,甚至走得更远,但不会没有背叛和树敌的风险。因此,安所构想的计划主要是以赢得舆论和商会外的支持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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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随着夺回会长一职的计划日渐渺茫,安迪生出台了一个市政改革计划。由于他之前曾担任被袁世凯解散的县议会议员一职,安迪生抨击现有市政机构腐败低效。(87)他指出,自1914年以来,被官员 “临时”管理的市政府已经成为永久性的了。他的补救措施是成立一个市议会,他每月一次地召集士绅和商人们来商讨如何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察觉到了政府可能会允许沿着民主方向进行市政改革的迹象,许多市民和自治团体纷纷行动起来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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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成为了自治预备会的一员,这一团体中大多数人和他一样,之前都是县议会成员。(89)1922年1月,安察觉到商会选举似乎将被推迟举行,他招来多个自治团体,在公开会议上谴责商会未能定下他志在必得的竞选日期。(90)他还呼吁自治运动团体给予支持。他坚称商会和自治团体“休戚相关”。从他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两者都可视为民主改革和国家复兴的工具。珠宝商行会也公开致信商会,称这一推迟实为“商界之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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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选举似乎是商会为了推行各行各业在理事会有固定席位数而欲图修改选举规则的又一伎俩。(92)正当安迪生努力在赞成政府内外都实行选举的团体公开大会上争取公众支持时,商会中的异见分子却提议恢复美其名曰行会联合会的制度。选举将仅限于从行会和企业产生的理事会中甄选正副会长。由于高层选举通常都是事先由非正式磋商内定的,这种对商会选举作用的削弱意味着公开竞选职位名存实亡。行业代表制使民主程序变得毫无意义。珠宝商行会针锋相对,援引商会章程第十八条以相抵制,该条规定“理事由会员选举产生,而正副会长由理事选举产生”。凭借章程和舆论压力,安迪生和他的支持者们挫败了行业代表制。安迪生成功地确保了民主竞选机制内在的那份不确定性,而他的回报之不堪,远出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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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孙学仕与社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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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期最终定在了2月10日,还是采用老办法,因此安迪生觉得胜券在握。就在选举前夜,一家北京报纸刊登了这么一句话——“此次会长当选之有希望者为安迪生。现已运动成熟,他日发表必能满一部分人之希望也。”(93)首轮理事投票证明了安迪生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他以超过饭馆掌柜孙学仕1票、周作民40票的优势赢得最多票数。(94)安证明了他在广大商会会员中依然有很高的支持度,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他恢复名誉、重登会长地位的决心怀有恻隐之心。可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安的票数却屈居第三,孙学仕获胜,周作民名列第二。安迪生被选为副会长以示安慰,不过他仍愤而辞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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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的孙学仕是烤鸭连锁店和糕点铺的老板。他的势力源于饭馆行会和他的山东老乡。(96)他还因交游甚广而出名。他的饭馆都地处商区中心的前门外八大胡同里。顾客多是些“章台走马”之辈,就是这班人在1920年攻击了安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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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氏乃藉此广交阔人,而花埠各乐户因孙广交游,故公推为花埠地方上董事,且有与结金兰交者。因之孙在花埠具有特殊之势力,为交际界之好手。此次当选,实获交际上之裨益。(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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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北京妓院老板们集体谴责安迪生盗用公款。到了1922年,他们还拥有了自己的候选人。尽管妓院并不隶属于商会,但是他们在商界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人和政客喜欢穈集在这种非商非官的地方洽谈交易。前门外的人多为男性旅居者,对他们来说,饭馆和妓院都是绝佳的社交场所。正当安迪生在商会内外凭借往日的威望和对进步事业的认同争取支持时,孙学仕靠的则是他在社交圈的知名度和他的人脉。一位记者讽刺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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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对于改选,于事前颇有大奋斗之运动,因之人皆料为安氏当选。在安氏,自料亦有八成把握。不料结果竟归失败,且被一辣他[邋遢]行当之孙氏获去正任,其懊丧已可想见。但安某虽系首饰匠出身,然以行当论,较饭馆行当略高尚一点;以知识论,安颇受新思潮之熏染,较与熟悉游宴营业、逢迎取利之孙氏则又高出一头。(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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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总结道,孙学仕“惜于商学知识无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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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与周的失败和孙的崛起,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北京1920年代的几股成气候的势力。(99)安和周都欲图将商界推向中心——在安迪生,是为了能在一个自治机构内代表商人;在周作民,是为了代表中央官僚和财政利益来支配商人。但是这个被安迪生憧憬的作为权力基础和商人与城市政治最终目标的中心,早已被军阀主义的兴起和宪政的衰落所毁灭。虽然商会依旧遵守其章程,但是有哪个政治高层会持同样的看法?周作民等银行家与之结盟的国家机关或利益集团的中心,不是在走下坡路,就是军阀化了。两人都想把商会当做一张集团利益和联盟的巨网,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对安来说是坚持维护商人的权力;对周来说则是接受官僚控制。不管何去何从,都注定会代价沉重,风险重重,故而他俩在商会中树敌无数也非意料之外,因为这时的商会就是一个团体联盟,可以像政党一样被领导,也能像官僚组织一样被管理。谋求商会在一个假想的议会或没落官僚机构的中心获得一席之地,无论作为演员还是人质,安迪生与周作民都突破了商会领导或服从的能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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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学仕似乎对维系商界关系的张力有着更好的把握。这种悟性可能来自茶道与饭局,而非钻研商学之理。孙的确没有“受新思潮之熏染”,不过他和许多优秀政治家一样,懂得如何有效利用安迪生前辈所倡导的政治主张。1922年,就在他当选之后不久,就表示有意以商会代表身份加入自治联合会。(100)作为会长,他可以动用更大的权力,这是安迪生的激进主义和周作民的机会主义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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