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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孙学仕与社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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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期最终定在了2月10日,还是采用老办法,因此安迪生觉得胜券在握。就在选举前夜,一家北京报纸刊登了这么一句话——“此次会长当选之有希望者为安迪生。现已运动成熟,他日发表必能满一部分人之希望也。”(93)首轮理事投票证明了安迪生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他以超过饭馆掌柜孙学仕1票、周作民40票的优势赢得最多票数。(94)安证明了他在广大商会会员中依然有很高的支持度,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他恢复名誉、重登会长地位的决心怀有恻隐之心。可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安的票数却屈居第三,孙学仕获胜,周作民名列第二。安迪生被选为副会长以示安慰,不过他仍愤而辞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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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的孙学仕是烤鸭连锁店和糕点铺的老板。他的势力源于饭馆行会和他的山东老乡。(96)他还因交游甚广而出名。他的饭馆都地处商区中心的前门外八大胡同里。顾客多是些“章台走马”之辈,就是这班人在1920年攻击了安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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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氏乃藉此广交阔人,而花埠各乐户因孙广交游,故公推为花埠地方上董事,且有与结金兰交者。因之孙在花埠具有特殊之势力,为交际界之好手。此次当选,实获交际上之裨益。(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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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北京妓院老板们集体谴责安迪生盗用公款。到了1922年,他们还拥有了自己的候选人。尽管妓院并不隶属于商会,但是他们在商界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人和政客喜欢穈集在这种非商非官的地方洽谈交易。前门外的人多为男性旅居者,对他们来说,饭馆和妓院都是绝佳的社交场所。正当安迪生在商会内外凭借往日的威望和对进步事业的认同争取支持时,孙学仕靠的则是他在社交圈的知名度和他的人脉。一位记者讽刺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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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生对于改选,于事前颇有大奋斗之运动,因之人皆料为安氏当选。在安氏,自料亦有八成把握。不料结果竟归失败,且被一辣他[邋遢]行当之孙氏获去正任,其懊丧已可想见。但安某虽系首饰匠出身,然以行当论,较饭馆行当略高尚一点;以知识论,安颇受新思潮之熏染,较与熟悉游宴营业、逢迎取利之孙氏则又高出一头。(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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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总结道,孙学仕“惜于商学知识无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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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与周的失败和孙的崛起,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北京1920年代的几股成气候的势力。(99)安和周都欲图将商界推向中心——在安迪生,是为了能在一个自治机构内代表商人;在周作民,是为了代表中央官僚和财政利益来支配商人。但是这个被安迪生憧憬的作为权力基础和商人与城市政治最终目标的中心,早已被军阀主义的兴起和宪政的衰落所毁灭。虽然商会依旧遵守其章程,但是有哪个政治高层会持同样的看法?周作民等银行家与之结盟的国家机关或利益集团的中心,不是在走下坡路,就是军阀化了。两人都想把商会当做一张集团利益和联盟的巨网,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对安来说是坚持维护商人的权力;对周来说则是接受官僚控制。不管何去何从,都注定会代价沉重,风险重重,故而他俩在商会中树敌无数也非意料之外,因为这时的商会就是一个团体联盟,可以像政党一样被领导,也能像官僚组织一样被管理。谋求商会在一个假想的议会或没落官僚机构的中心获得一席之地,无论作为演员还是人质,安迪生与周作民都突破了商会领导或服从的能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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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学仕似乎对维系商界关系的张力有着更好的把握。这种悟性可能来自茶道与饭局,而非钻研商学之理。孙的确没有“受新思潮之熏染”,不过他和许多优秀政治家一样,懂得如何有效利用安迪生前辈所倡导的政治主张。1922年,就在他当选之后不久,就表示有意以商会代表身份加入自治联合会。(100)作为会长,他可以动用更大的权力,这是安迪生的激进主义和周作民的机会主义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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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无人问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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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与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旷日持久的分歧所产生的争论,并没有阻碍孙学仕在1924年连任商会会长(101)(详见第六章)。1926年,酒商高金钊接任会长职务,他在1924至1926年一直担任孙的副会长。不过几个月后高被指控有欺诈行为,孙不得不临危受命担任临时会长。(102)1926年12月,周作民被选为会长,却拒绝就职。新一轮选举在来年3月举行,商会选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华北代表王文典为会长。他的任期也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他主动辞职出国考察,他的职务又被跃跃欲试的孙学仕接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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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典任期虽短,但他在政治上和商业上表现出的敏锐已经出了名。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将使商会更加民主,更能代表城市广大商界人士。(103)他宣称将使之前被拒之门外的诸如澡堂、戏院等行当也能成为商会会员。一年之内,通过纳入新的行业和行会,商会会员从4699家激增至7361家。(104)王当选后不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促成110家烟行组成行会并加入商会。(105)王还利用其会长之权,禁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在北京中央公园(106)销售其烟草产品。1927年6月,公园董事会宣布了这条禁令,并宣称王和他的副会长陈恩权都已受邀进入该董事会。另一方面,商会方面也同意在公园出资建设一块运动场地。(107)王文典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的任期不过昙花一现,在任何反对声音出现之前便金蝉脱壳了。和安迪生、周作民、孙学仕一样,他视商会为权力工具。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无意恋栈而等着面对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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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设计商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利用那些对政府忠诚和依赖的商人。这种依赖心态在北京持续的时间要比在中国其他城市长很多,部分是因为政府权威过重,部分也因为这种依赖有利可图。到了1920年代,(108)政府对商会和其他法团的控制不再这么视为理所当然了。民主改革者如安迪生、官僚资本家如周作民、政治大佬如孙学仕以及现代商人如王文典,都可以利用商会。不过,若想利用商会,必须诉诸人们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且符合会员的利益。若非如此,领导人就会被有强烈政治进取心且见风使舵的追随者弄得不是落下马来,就是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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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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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49.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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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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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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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rgère,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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