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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04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5]
1703009805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七章 工头、行会和工帮:劳资纠纷和工会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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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09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56]
1703009810 未工业化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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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14 (1)1925年1月,就在电车开始在北京运营之后的一个月,司机和售票员就举行了罢工,抗议逃票士兵的骚扰。(2)官气十足的电车员工和军纪涣散的士兵本来就冤家路窄,由此引发的争吵、斗殴、毁车事件以及自发罢工成为了北京街头的常态,时刻提醒着人们由军阀主义所导致的破坏。对北京来说,这些电车事件也将多少有点稀奇的现代劳工斗争景象展现在了公众面前。精英政治的成果统统被金融家、官吏、政客和市民领袖揽入囊中,而电车的风险投资却像魔术师一样,从金融投机和政治诡计的帽子里变出了一群能够迅速组织抗议罢工的身着工装、技艺熟练的工人。正如劳工史学者尤根·库赞斯基(Jurgen Kuczynski)所主张的,现代工人阶级是“机器——确切地说是机械工具——的产物。没有机器就没有工人阶级”(3)。电车作为一种极富鲜明特征的人造产物和机器时代的工具——吵闹、危险,且能够很快地塑就工人和消费者的新习惯和新观念——不可避免地会激发无产阶级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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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16 (4)不过,1920年代的北京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大多数工人的政治立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治,正如商人的政治基本上也并非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内部“横向”的团结性,与“纵向”的对雇主、介绍人、工头以及帮派、同行、工帮的忠诚度比起来,显得弱不禁风。有这么一个再贴切不过的例子,1924至1925年的冬天,人力车夫的生计似乎快被夺尽,而且与从前的庇护者孙学仕的联系也断了,可他们依旧犹豫不决,毫无积极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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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18 与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工厂制度和组织规模足以令精英和大众结成阵营和对立的政党。但是资本主义在北京只有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北京数十万劳工中,只有不到数千人在机器工厂或企业中工作。甚至到了1945年,手工业依旧在北京制造业占有80%的比重。(5)北京社会就建立在手工业、商业和传统服务性经济的基础之上。那些用手脚来刻、切、拉、运、画和伺候别人的劳动者是普通日常工作的主力军(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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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20 在这种缺乏机械且大部分尚未工业化的社会中,电车工人以及类似的公用事业工人、铁路工人和现代工厂员工,是有着超越其人数的影响力的特殊人群,也因为其人数有限,无法决定劳工政治总的外貌。在1920年代,对于那些欲图在北京劳工中组织工人运动的激进政客来说,冲破这些限制实为当务之急。在他们寻求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同时,心中对那些没有工厂或现代工业背景的普通劳工满怀矛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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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31 图16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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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33 像这样的经济前工业化时代的挑着各种大小货物在街上行走的劳动者在北京还不时可以看到。对于只有靠双手劳动的人来说,这种简单的体力活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也成了这座城市一道奇特而十分古老的风景[George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p.99]。然而,当包工头想组织劳工,行会、商会和警察想要规范个人与团体的竞争时,这种手工劳动的简单使用就会产生数不清的社会问题。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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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35 为激进政治而搜寻一个无产阶级基础,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李大钊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北京大学直接为工人们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7)由于学生和工人之间在阶级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一计划收效甚微。(8)鉴于北京的工厂工人实在太少,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邓中夏决定组织人力车夫。(9)他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在街上招呼一辆人力车。(10)不过这位车夫很快就丢下了这位学生,不理会他慷慨激昂的说辞,去拉车赚钱了。邓最终还是说服了几个车夫,邀他们在天安门附近的一家茶馆碰头,建立一个人力车夫据点以商讨降低份子钱的办法。车夫们把车拉到一个广场,围成一团开始商议此事。在场的一个警察抱怨他们妨碍交通,上前询问,车夫们不搭理他,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抵不住一大队前来驱散集会的警察。邓中夏只得“狼狈地”回到他的宿舍。在这次与北京车夫的会面失败之后,邓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刷工,寄希望于他们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让他们更易于接受工会主义。但是每当他尝试接触这些工人时,在场监工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威胁那些支持邓的建议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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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37 邓中夏的灵活机变,注定他将成为共产党最成功的劳工组织者之一。正如彭湃和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所证明的那样,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需要使欧洲的观念和范畴更加具有弹性。不过在1920年代初期,这些未来的组织者很难将广泛的城市工作视为革命政治的跳板。就算他们能有与邓一样的悟性,也很难找到组织工人的实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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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39 1920年代末,受挫于北京工人过于分散和似乎不易接近的情况以及“行会意识”的盛行,邓中夏和他的同志们索性离开北京,他们没有去工业城市上海,也没去乡村,而是来到了北京以南十多公里的铁路小镇长辛店。(11)长辛店工人的政治热情早已为人所知。在五四运动最初几个月的抗议和集会中,500名长辛店铁路工人加入了爱国社团并支持北京学生运动。(12)他们甚至成功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可惜不久后被迫解散。(13)邓和他的同学为工人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并设法让挡在他们和铁路工人之间的工头不再干涉。(14)一份对长辛店国际劳动节集会的第一手报道表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三四千名工人接受工人运动和激进政治的理念和话语。(15)出于对那些劳工忠诚度的竞争者的提防,集会发言人告诫与会者,“不受工头之压制”。劳动节集会之后,参与者们在游行队伍中还打出了“八小时工作”,“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还有“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者”等标语。那些试图借用人力车夫、茶馆店伙计和工匠之力来发动革命的左翼人士期望落空之时,长辛店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现代工人阶级政治的一盏明灯。然而,即便是长辛店最激进的铁路工人也很难达到这些知识分子指导者所期望的要求。随后,一份北京共产党所写的报道指出,当1920年为长辛店铁路工人首次开办夜校之时,“这些工人甚至比上海的无产者还落后”。(16)北京年轻的激进分子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知识分子急先锋,徒然地寄希望于一种相对更加先进的工人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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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41 正如邓中夏所发现的,北京自身也有其高效的警力和对群众运动怀有敌意的走马灯式的政府,自然不会轻易将连接学界、政界、报界与工厂工人之间的道路拱手相让。1921年的长辛店,工人们用一幕幕极具战斗性的场面来庆祝劳动节,而北京的劳动节却仅限于北京大学校园的各种集会和暗中散发传单。(17)传单上许诺,在未来的劳动节上,工人们可以“立牌坊、放烟花、挂灯笼”。(18)激进的评论员含沙射影地将北京比作专为国家精英所设的“身份制造厂”,他们说,“已谋得一官半职之人只知道如何庆祝自己所获得的地位和财富”,却一天也不想想“我们穷苦百姓”。这份传单最后说,“北京就是座监狱”。1920年代在北京活动的共产党员抱怨,这里的政治环境“极端反动”,以至于“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具体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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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43 遭到官方压迫、行会竞争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挤兑,(20)激进劳工政治只得上下左右地寻求突破点,以创造一种由官方资助人、干部和工人阶级组成的平衡而不稳定的关系网。举例来说,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与人尽皆知持有进步观点的北方军阀吴佩孚达成了一项协定,允许6名共产党员在京汉铁路沿线从事秘密调查工作。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资助人,吴佩孚保护初出茅庐的工会分支的回报就是在铲除政治对手上得到帮助。(21)共产党人通过列宁主义党组织的精心斡旋,让铁路工人这个富有斗争性的政治共同体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政治,并以此成功地于1922年8月在京汉全线发动罢工。(22)将政治资产如此联系起来,实为即兴之举,不过也着实扩大了共产党人和铁路工人的影响力。可是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对军阀支持的依赖以及与城市群众基础的脱离。当长辛店工人在1923年2月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发起另一次大罢工之时,吴佩孚选择了粉碎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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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45 在长辛店,激进劳工组织者们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国劳工天生的斗争性可以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并依附于政党组织。但是,将这些零零散散劳工阶层团体组织成全市乃至全国性的运动就很困难了。成功组织工会的例子凤毛麟角。诸如在长辛店和湖南的安源煤矿,工作场所远离人口中心,因此工人们也被孤立于潜在的盟友和同情者之外。此外,就算组织小有进展,都有可能招致军阀对工人们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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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9851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行会和劳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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