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0291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2]
1703010292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自 治
1703010293
1703010294
1703010295
1703010296
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从来就没有召开过。未来的政治发展,表明国民若要参与到国家政治,就多半要走上列宁主义全民总动员的道路。1920年代中有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居民认为,独立的地方自治或许适用于城市居民所表现的新政治意识。(56)“自治”在1920年代有多层含义。它可以指行政地域单位或者特定组织,也可以表示精英分子或社会中更多成员的参与。在北京,内务部为鼓舞实现地方自治的希望,在1920年代初宣告称,目前由部门官员组成的市政厅将实行民主化,并成为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市政府。(57)虽然这个计划和国民大会的下场如出一辙,但是最初在提出要建立若干公民团体和自治协会以接管政府提议交出的权力和税收时,城市居民还是非常当真的。
1703010297
1703010298
到1922年,北京有40多个县级、市级和区级的自治组织。(58)各组织的会议有时会有上千位与会者。市级联合会多达5000名会员。(59)俱乐部政治和派系斗争的龙争虎斗告诉人们,一个被世纪之交的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所熟知的政治机器正在起步成形。唯一缺少的只是赞助和选举,不过这些迟早都会来的。这次运动随心所欲,甚至混乱无章,让一位评论员惴惴不安,他把自治形容为一种对名誉、地位和财富肆无忌惮的争夺。
1703010299
1703010300
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个大笑话的人不计其数。有些(参与者)砸别人的头,另一些则互相谩骂,粗俗至极,以至于本该是文明的会议沦落成一场野蛮人的打斗……那些说中国人只不过表现上文明骨子里还是自私透顶的人,可以此为证。(60)
1703010301
1703010302
在有300人参加的某个自治联合会的区级会议上,其中一方在选举分部负责人时对投票箱动手动脚,于是便爆发了凳子满天飞的
1703010303
1703010304
群架。(61)批评者嘲笑道,(62)自治这个想法“极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一场“猎官运动”。(63)反对将“公务”变为“私心”的观察者的义愤之情与美国改革家对机械式政治破坏“公众利益”的愤慨是相类似的。诚如孔飞力(Philip Kuhn)所言,在中国,现代地方自治概念被设想为是“公私利益和睦相处”,并能使地方精英“在公众利益下有所收敛”的手段。(64)私人利益集团间的无序竞争和所谓精英阶层言行的不守规矩,令观点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评论者都感到不安。(65)
1703010305
1703010306
1920年代初,北京的每一个自治联合会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阶层或社会上的某类人,从“伟人、政客、缙绅、商贾、流氓、土棍”到中小学教师、学生和旗人,不一而足。(66)由于铺税是城市收入的主要来源,由商会会长孙学仕领导的商人自然会对自治表现得特别感兴趣。(67)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教育派”专门招募中小学教师。(68)另一个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的协会推选胡适作为其候选官员,并邀请这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就什么是好政府发表演讲。(69)一些满族人似乎看见了自治中蕴含着的光复昔日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报纸上的一篇短文诙谐地描绘了两个旗人在茶馆里讨论,八旗怎么才能在城里某些区利用人数优势控制一些自治机构。(70)
1703010307
1703010308
有些团体专注于具体的城市问题,例如街道修缮、城市卫生或犯罪问题。一个由店主、商人和士绅组成的某区市民协会在当地一间寺庙碰头,商讨电车在他们的街区铺设铁轨的问题。(71)东城一家俱乐部呼吁,建造一个停尸间,以减少将等待运回家乡的入棺尸体存放在寺庙所造成的健康风险。(72)其他一些协会则似乎更看重个人或团体的权力而不是公共问题。某位市政府官员,做着阻碍改革维新之事,却成立了一个由上百名“军阀、官僚、富绅、阔哥等”组成的自治团体。(73)
1703010309
1703010310
并非所有的自治联合会和它们的领导者,(74)都愿意坐等政府主动将权力转交给新的市政机构。有个大学生在内城西北面组织了一个自治联合会,并在这个组织的支持下,为贫穷孩子开办了一所“市民”学校。不过在一次捐款活动中,他因未经允许假借了京师警察厅厅长之名义而被逮捕了。有个区级组织着手为当地居民提供诸如消防等服务,并收取捐款作为回报。该区警方立即提出反对,理由是作为“预备”团体,自治协会只能发表公众意见,而没有实际的管理权或提供服务的权力。(75)
1703010311
1703010312
虽然自治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将在自治运动中出名的积极分子吸纳到由法团、旧士绅和商人关系网支配的机构中的想法,作为一种扩大精英分子认同度的手段,确实很有吸引力。到了这一年代中期,自治积极分子们在那些投身市级或社区民间团体和会议的精英阶层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1924年末,“绅商联合会”的一个地方分部召开大会,区警察署长担任主席,与会者有自治积极分子、商人、教育家、国会议员和报纸出版人。(76)1920年代,虽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副业,官员和士绅之间、士绅和商人之间的旧式等级分界依旧显著。这些边界依然划分着所涉及的公共事务、相关联的既有士绅或商人核心圈所关注的中心和利益的等级区域。但是政府机关的衰落,以及从自治到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的出现,为地方政治开辟了许多新的战场。“绅商”在市民集会上依然抛头露脸,不过报纸编辑和大学教授也已经崭露头角了。当城市的广场和大街上挤满了表达新塑成的国家认同感的国民时,茶馆、饭馆、会馆和寺庙里的会议也接纳了来自更多领域的精英分子,有的资深望重,有的胸怀大志,他们都想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对民间事务的责任感。
1703010313
1703010314
1703010315
1703010316
1703010317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63]
1703010318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五卅运动
1703010319
1703010320
1703010321
1703010322
(77)1925年5月的五卅运动是1920年代中国群众参与集体表达意见中最壮观的一次。1925年5月30日,在英国警官的指挥下,上海警察开枪打死12人,而这些人是前来抗议之前日资工厂打死打伤中国工人的。(78)惨案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播到各个城市,在各大城市激起了罢工、抵制洋货和抗议示威。之后的6月,广州沙面的外国人向抗议者人群开枪,造成52人死亡,在中国各大城市再度掀起了一波惊涛骇浪。这两起惨案成为了大规模集会的契机,而这些集会在规模和包容性上都远胜于五四运动中的抗议活动。
1703010323
1703010324
在北京,五卅运动同过往的民族主义抗议示威一样,其主要构成群体都是学生。再加上1920年代私立大学的增加,大学生的总人数两倍甚至三倍于前,这还没有算上诸多中学生。(79)因此,可参加五四式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参与者人数增幅显著。上海惨案发生第二天,许多大学、学院和中学的学生在中央公园集合,希望动员北京的学生作为干部开展更大规模的运动。(80)6月2日,来自90所学校的1200名代表集聚位于皇城东北角的北京大学第三校区。(81)另有11000名同学罢课以示团结。
1703010325
1703010326
学生所表现的团结性和领导力让人感到吃惊,因为仅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前几周,学生群体内部的派系斗争还十分激烈,学生们的政治分歧和争论还相当明显。(82)在5月,学生的积极性在警方的持续镇压下也有所削弱。当学生企图于5月7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耻日在天安门外集会时,警方在这片空地举行消防演
1703010327
1703010328
习来阻止集会。(83)警察还在各个学校布置警力防止学生开会,(84)他们还禁止采用通电形式,因为之前也会用发通电来号召其他城市。1920年的总统命令称,学生群体的领导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乌合之众”,同时宣布北京学生联合会是非法组织。(85)当局引用这条命令来使他们反对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硬立场正当化。作为回应,学生会宣布拒绝承认段祺瑞政府是合法政府。(86)亲国民党报纸《晨报》在反对学生罢课的同时,也批评政府利用公共舆论弱势和宪法准则名存实亡来限制自由。通过照抄日本警务标准,在维护治安的借口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遭到取缔。在一次采访中,曾留学日本的警察总监朱深反驳说,现在的警察法比清朝律令要自由得多。(87)朱还指出,他认为学生运动现阶段已告一段落。
1703010329
1703010330
1703010331
1703010332
1703010333
1703010334
1703010335
1703010336
1703010337
图22 五卅游行
1703010338
1703010339
沿王府井大街向北去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队伍。他们似乎在天安门前示威后回来的路上。打出的横幅是抵制日货、英货,表明这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的一次游行。注意一辆人力车上面的三角旗,很可能是呼吁车夫不拉日本人和英国人。采自UPI/Bettmann Newsphotos。
1703010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