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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职业政客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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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政客也想把他们自己的秩序烙印强加于大众政治。追随学生就会引入一种示范型的领导,而非狭隘的说教型或广泛的组织型领导。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人员的目的,是要在城市组织生活中成为一种持久稳定和具有导向性的存在。在由商人政客、旧式士绅、自治积极分子和政论家等组成的城市新兴精英“骨干”中,他们是一股最激进的力量。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中,像李大钊和邓中夏这样的激进分子,他们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招募进研究小组、党小组和分部,并与北京各界建立了联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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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劳工运动的历史所示,这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最初动员北京“群众”的几次尝试并不尽如人意。依靠像吴佩孚这样不可靠的盟友,或像长辛店铁路工人这样分散的现代工人群体,确实限制并削弱了共产党最初的政治事业。1922年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虽与一些北京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左,但确实改善了共产党利用城市协会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地位。(112)随着工人和市民团体对政治行动接受性的提高,渗透或击败那些对政治冷漠或墨守成规的精英阶层分子,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畏了。不过,城市居民政治意识的提高,也意味着要在竞争的环境下进行动员,这就很难简单地把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于人。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人羽翼未丰,尚不能离开高级赞助者的保护。1924年冯玉祥对吴佩孚发动政变,这给共产党人带来了一位有真正进步思想的政治盟友。(113)可是警方对群众政治所持的对抗立场和临时执政段祺瑞麾下的士兵日益增长的敌意,(114)抵消了冯玉祥势力支持所带来的好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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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国共联合问题上也有内部分歧,这就使得激进政客领导和控制地方运动和团体的企图变得更加复杂。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戏剧性地抵达北京,其来访目的就是弥合南北分裂,这受到了当地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来自500个组织的代表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116)三个星期以后,孙中山回报段祺瑞款待的是通知段,只有在允许公共团体和专业协会(“公团”和“法团”),包括行会、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参加下的情况下,他才支持拟议中的重建国家的“善后会议”。(117)另外,孙中山的到来,其一波三折的病情,在3月12日的逝世和大规模的群众性葬礼,为国民党增添了数千名新党员。然而,在孙中山及其政党获得社团与大众支持的同时,北京国民党的精英们在向左还是向右、亲共还是反共等路线上发生了分裂。由于共产党人在城内正统国民党分部中占有优势,反对派党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118)左派和右派政客出钱在报纸上登载广告,互相谩骂,有一次甚至在五卅运动集会讲台上公开争论该由谁来主持这次集会。(119)1925年11月,一些知名的国民党反共政客,在临时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北京西山召开的西山会议上,向党内左派发起了一次全国性挑战。(120)在整个1925年的派系冲突中,这份全国性提案是有地方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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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着这些激烈的分歧,但是五卅运动还是为群众政治和参与国民党人集会和会议的政治家们注入了强心剂。抗议活动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26年初。1925年10月和11月,段祺瑞政府决定召开国际关税会议,又激起了新一轮反帝国主义示威活动。由于冯玉祥将军对示威者持默许态度,段祺瑞只能依靠警察及其手下五千名全副武装的卫队来阻止抗议活动。(121)有一次,当警察试图阻止学生离开北京大学校园去参加天安门外的集会时,大批学生朝部队丢来石头和砖块,由一群强壮的学生手持竹竿开路,冲出了封锁线。(122)之后,同一批学生在成功抵达天安门后,派遣了一支队伍前去解救未能冲出警察封锁线的外城琉璃厂师范学堂的一批抗议者。被解救之后,学生们通过砸毁警亭以及在重返市中心的路上攻击沿途的巡警来报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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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五四式抗议政治的小插曲。流血事件和财产破坏,是由警方镇压与学生对限制和阻碍所作出的激进、有时甚至是鲁莽的反应造成的。诉诸暴力也是城市团体冲突的特点。用拳头、棍棒、扁担,甚至是刀剑来解决工人和雇员间的争执实为家常便饭。在民间组织日益军事化的大环境下,随着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极端言论被注入群体暴力的公共习惯,群众政治走到了更加系统化流血暴力的边缘。许多政治示威弥漫着一种节日的、祥和的气氛,极大多数显然是和平性质的。但是政府中心转变为了军营,加上保卫游行示威队伍的武装纠察队,预示着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1927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城市大屠杀浪潮。(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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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25冬,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北京政权与张作霖的奉军剑拔弩张,与此同时,敌对政治团体间的派系斗争和民族主义群众总动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例如,1926年3月12日,有十多万人参加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124)当天风和日丽,一群小贩在乐队奏乐声中,向人群兜售茶水和点心。但即便是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下,(125)国民党左、右两派仍然拒绝共用同一个讲台,还在城里各个地区竞相组织集会,为纪念活动增添了一段不和谐的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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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在3月17日,左、右两派再次分爨开会,而这次则是为了抗议“大沽通牒”。(126)根据《辛丑条约》所保证的外国在华北利益的安全,西方列强要求冯玉祥部队在48小时之内拆除天津大沽口炮台。由于冯玉祥原本就打算从天津撤军,回防北京,以抵御张作霖的进犯,因此他和政府都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在北京,学生和国民党政客根据原则,极力反对政府屈服于外国压力。国民党右翼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抗议政府让步,并计划18日在中央公园举行集会。左翼人士则在北京大学会面,要求驱逐签署通牒的八国公使离京。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还号召第二天在天安门前集会。一些北大会议的参加者会后游行到了段祺瑞执政府所在的铁狮子胡同。看守这片建筑的士兵拒绝为抗议者放行,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多名学生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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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有6000人参加了早上10点在天安门外的集会。(127)集会讲台的两旁竖立着超过80面参加学校和团体的标语。讲台上则挂着在前一天中受伤示威者沾满血的衣服。段祺瑞政府一位代表前来向人群道歉,结果却遭到了嘲讽。集会之后,人群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李大钊和其他几位知名共产党员,向铁狮子胡同进发。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后,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人群在背后挤向狭窄的胡同,游行队伍领导者们与卫兵开展了对峙,这简直是前一天争吵和冲突的重演。突然间,卫兵们竟向人群发起了平射,举着刺刀的士兵从暗处跃出径直冲向人群。(128)一位曾在军队服役过的干部喊道：“快趴下!”但是示威者惊慌失措,根本就是段祺瑞手下的活靶子。这场屠杀中,至少有55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被杀,200人受伤。大部分死者都是学生,但死伤者中也有工人和商人。根据当天在场的共产党员乐天宇回忆,一位干部看到机关枪枪口从耳楼窗口露出来,一把将李大钊拖离队伍前排,撞开东辕门,在枪声响起之前逃出了。乐是爬电杆越墙逃出的,他躲进一家饭馆,还在那吃了两碗面,一边吃一边观察附近有没有警察。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要人躲进了苏联使馆避风头,而各路国民党人则试图通过推翻段祺瑞政权来躲避追捕。几周之后,段祺瑞本人就把权力输给了张作霖,而这个军阀在迫害政治激进分子上远胜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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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是1920年代北京政治暴力中最严重的一例。伤亡人数虽远不及上海、广州被杀的数千人,以及第二年国共合作失败后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过北京所发生的只是这种普遍发展的一部分,即城市政治暴力从殴打抗议者、警察和官员升级成用机枪扫射平民。使政府机关成为抗议目标的社会运动,到头来自己却成了血腥镇压的受害者。拒绝共享同一讲台的政客最后开始互相残杀。北京上演的此类政治活动,只会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城市政治是激烈有时甚至是暴力的,但它也是一个谋求共识的过程,因此它会鼓励新团体和精英分子加入行会法团的权力集团以及各种团体和公民的社区里。这是一种加法政治,绝不是减法政治。把对手从一个城市赶走或干脆从地球上消灭的想法,是流寇式军阀和空想家脑袋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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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26年5月1日,张作霖的奉军占领了这座城市,北京底层团体之一人力车夫群体的30位代表在天桥一家茶馆碰头。(130)人力车夫经受了电车开通对他们造成的集体伤害以后,曾参加了1925年的多次政治集会。在11月的反段祺瑞抗议活动之后,600名人力车夫聚集起来,组织了一个“内外城人力车夫工会筹备委员会”,并要求冯玉祥将军的保护。(131)6个月后,在五一劳动节会议上,由于难以预测军事情势,车夫们决定暂时搁置组建工会的计划。在极其谨慎的审时度势之后,车夫们呼吁“根除”共产党,并宣布从今往后他们将不再“被任何党派利用或操纵”。一位名叫高旺(音译)的代表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纪念五一劳动节,可惜不能组织一场更大的全市性庆祝活动。对于那些像人力车夫这样没有组织的穷苦劳工来说,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能有机会诉求公民和同志应有的道德平等。对于像水夫那样已经有一定地位和保护的工人而言,则主要是运动政治的开放性为他们获得了战术优势。而对人力车夫而言,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国定纪念日则蕴含着真正突破地位和权力束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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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的包容性来讲,1920年代北京的群众政治确有其现代性。所有公民都能参加,因此就像欧洲18世纪晚期一些流行组织所采用的新战术那样,组织对每个人都开放。(132)然而,极端包容性的原则,实际上就意味着接受那些很可能本身就是精英性或排他性的团体,因此在这些集会和示威活动的“群众”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存有大量未工业化和传统北京的架构。群众政治与其说是一种能够化解地位、籍贯和行业隔阂的溶解剂,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向公众展示这些隔阂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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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不会重组城市社会。(133)1920年代北京公民的抗议示威和集会,不是社会杂乱无序的表现,更不是其解决方案。他们释放了既存组织的政治意识和团体意识。成千上万北京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并不代表这座城市陷入了混乱。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群众政治和团体政治的绽放,意味着城市政治将不再只是精英仲裁和政府机关的专属领地。公民权赋予了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一旦有了这种权利,就算是军阀和空想家也不可能轻易将其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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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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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W. Skinner(施坚雅), “Introduction：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 in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522. 施坚雅提出了中国城市一般有两类核心绅士的可操作性观点,缙绅之外,商人有组织地管理社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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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Knopf, 1977). Sennett 认为,在公共领域最高层次的政治表达出现于前资本主义欧洲城市的转型期,当时在公共集会上的角色作用转变为鼓吹和表达现代政治的任务。然而,Sennett也受到了通过批判当代文化私人化现状的方式将这一还未入门的时代浪漫化的批评(Marshall Berman, “Facades at Face Value”, Nation, 6 August 1977, pp.118-121)。他对传统与现代政治相辅相成作用的考察,对于我们阐释像北京这样部分现代化的城市中的公共生活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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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19世纪末中国公共领域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讨论,见Mary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5-27 and chaps. 3 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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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ürge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3 (1974),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in Richard R. Weiner, Cultural Marxism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Sage, 1981), pp.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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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从与罗威廉(William T. Rowe)有关清末民初官、公、私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亦见Rankin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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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183-189. Dahrendorf 细化了政治领域团体形成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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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晨报》估计在1925年北京有80种日报,30种晚报,120家新闻社。引自NCS, 4 October 1925, p.1; China Weekly Review, 8 November 1930, 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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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娄学熙、池泽汇、陈问咸编纂：《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北平社会局,1932),第621—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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