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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群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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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工会斗争的过程中,总工会及各工会都壮大起来。在总工会领导人和国民党的帮助下,各工会在与店主和经理的对峙中常常占了上风。张寅卿似乎是位劳工政治的老手,有着煽动公众舆论和开拓军政高层精英关系的本事。1928年10月,总工会计划在丹华火柴厂组建工会。这家有千余工人的工厂因其工资低下、工作环境危险、无情使用女工和童工而臭名昭著。(54)张寅卿手持孙中山画像,迅猛地掠过了写有“谢绝参观”的标牌,轻松克服了工厂管理层对工会的反对。张把孙的画像挂在工厂一个车间里,招呼工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集会。工会当场就成立了,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列出了一份要求清单。总工会干部就工厂环境写了一份报告,并安排当地报纸登出来,以宣传火柴厂工人的处境。干部们指示工人在报纸曝光当天就向管理层提出要求,以加强对厂方的压力。至此,厂里的工人们已经情绪高涨。在公司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55)他们决定实行罢工;总工会领导人则劝他们消极怠工,再到党政机关游行。在全城游行的过程中,丹华火柴厂工人成功地博得了警备司令张荫梧的同情,他还派代表与国民党和总工会官员一起参加公司与工会之间的调停会议。经历了数日徒劳无益的对话之后,张荫梧的代表对公司的强硬态度失去了耐心。他扇了一位公司职员一记耳光,在他眼睛上又来了一拳,派人把他架到车上带走了。这事发生不久,公司就同意为全部工人加薪,包括童工,另外每月还为一所工人学校提供捐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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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会运动作为全市政治中的一种存在和大批行业、公司中的一股势力在北京地位巩固之后,李乐三和张寅卿等党和总工会领导人就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工会的组建,转移到了工会事务的管理问题和其委托人与其他团体组织之间的调停斡旋上。在1928年夏秋之际,第一轮组织工会和工会激进主义如日中天,工人们的战斗性经常让李和张不得不在劳资双方之间扮演起调停者的角色。总工会表现出激进姿态时是这样,在有所缓和时更是这样。尽管最初有着激进主义色彩,但总工会有时似乎和其他法团一样,在经营自己地盘上花的心思,即便不比在带领促进工作场所改革的运动上多,也绝不会比它少。应多家报社要求,总工会默许了警方对报夫工会中“不良分子”的镇压。(57)在张寅卿领导下,总工会干部说服了燕京地毯厂工人,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停止罢工,不过还是“有相当部分工人对这一妥协愤愤不平”。(58)没有承认总工会领导地位而擅自罢工的印刷工人遭到了国民党的逮捕。(59)相对管理和秩序带来的利益而言,总工会和国民党市党部更青睐工人本身。但是总工会干部使用合法、守约的话语,并下令制止或缓和工人斗争的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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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为了止住1928年夏天劳工运动中大部分都是自发的这股势头,国民党和总工会干部试图维持对各个工会和工帮的控制。自建立之初,总工会等了足足一个月才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选举出一个执行委员会。(61)与此同时,劳工联合会则成了李乐三和张寅卿手中的工具。尽管从子工会选出来的人成了领导人,但总工会依然要依赖像张寅卿这样的党内专业人士来制定政策和把握工人与其对手进行斗争的分寸。至1928年秋,党组织者以民众训练委员会为中心,构建了一套多层次政治机构,而民训会的作用就是监管总工会及其子工会。民训会引证了过激主义的危险,通知总工会,一旦有工会“影响秩序”的消息,定要立即告知以便其派出干部调停纠纷。(62)作为回应,总工会命令工会在执行怠工之前,须经其同意,以免“轻率罢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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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他们自己和劳工运动不受来自阎锡山之流的打击,更有效地与地方精英打交道,并缓解内部冲突,总工会干部们的为人处世活脱脱一群尽责任的城市管理者。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够对城市大部分工人阶级实施一定控制的组织,这项成功使他们成为了当地政坛中强有力的角色。不过,从其他民间活动家,如安迪生和孙学仕等的职业生涯中不难看出,这种组织上的成就也使他们成为内部反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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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曾有一段时间,总商会等旧法团的领导人似乎会与总工会等新团体,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达成共识以及采用精英阶层非正式调解和协调的惯例的基础上,合伙管理城市事务。例如,在1928年的双十节,天安门外的区域被绳子分成了好几大块,分别作为党部、政府、军队、学生、农民、工人、商人和警察的集会地点,这代表了一种国民党式的统合主义。(64)张寅卿和总商会代表冷家骥,与其他协会、联合会和社团的代表同上讲台。(65)不过,尽管大家表面上同舟共济,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和团结,但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对商界控制权的较劲早已开始。有了看似扎实的群众基础,国民党领导人就可以将精力花在拓展工作领域上了。党干部们不仅仅满足于为工人组织工会,还试图进入老派精英分子所霸占的地盘。最终,整个城市社会将被“党化”和“革命化”。可对国民党领导人李乐三和张寅卿来说却事与愿违,在1928年末和1929年,这一基础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工人们起来反对现任总工会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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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12月,电灯工会工人同总工会领导人在与公司斗争中使用何种策略产生分歧。(66)工人们要求加薪,不得随意解雇,学徒工和正式工工伤平等赔偿,并通过提高奖金的方式与公司董事一起分红。李有光领导的激进工人显然准备,如果要求没得到满足就切断城市供电。总工会按照既定政策,即保持社会安定而缓和劳工动乱,为贯彻这一政策,总工会就派人去公司制止断电。总工会还召开了有百名工会代表参加的会议,谴责电灯工会的行为。会议最终决议,谴责“反动分子”出来“暗中捣乱”,取消电灯工会会籍,并要求警备司令部逮捕李有光及其支持者。接着,总工会领导人向电灯公司派出维持队,并当场抓了李有光的一个支持者。不服气的电灯工人之后声称,是总工会及当地工会的人鼓动他们采用断电来迫使公司让步的,而工会领导人在12月采取镇压行动的事实则表明,地方基层的战斗性有悖于总部的中庸之道。为了还击总工会的进攻,200余名电灯工人游行至党部大楼,要求与总工会领导人对话。张寅卿出面与工人们谈了一个小时,(67)成功地让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被误导了。在对总工会立场口若悬河的总结中,张寅卿“辞语沉痛”,抗议者表示服从总工会命令,就返回了公司。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总工会和电灯工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工人们最多只能得到公司口说无凭的让步,而且总工会也并没有撤销对电灯工会的责难。异见工人们找人印了攻击张寅卿和总工会的小册子,并宣称是张寅卿,而不是他们,危及了城市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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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电车工人中的一派也和总工会决裂。讽刺的是,总工会和电车工人的争端,源自电车工会在1928年秋天采取的一次成功的劳工行动。由于大多数企业和工帮规模都很小,以及同乡关系加强职业认同感的方式,使北京工人在维护团体利益时能表现出惊人的狂热。好斗的水夫和粪夫的极端例子告诉了人们,工人在保卫地盘和生计的时候会多么不择手段。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也有一种源自职业自豪感、无产阶级意识和经常目睹人们逃票等刺激而产生的斗争精神。1928年11月,发生了一系列涉及士兵拒绝卖票、威胁或殴打司机和售票员的事件,逼得工会只能采取戏剧性的方式来宣传工人的委屈。(68)11月21日起的两天,工人决定照常开车,但不售票,任乘客免费搭乘,工会声明称,他们迭受军人蹂躏,无确切保障,“前途危险,不堪设想”。许多根本坐不起电车的北京居民,都涌上了车。张寅卿与许多特别市政府和公司派来的人一起调停,试图平息冲突。张亲自来到天桥区的电车工会总部与工会领导人们会面。“顾及社会秩序”,工人们同意接受调停,恢复售票。公司方面则答应给被士兵打伤的工人提供补偿,为工会学校每月捐款,增加工资,并且与军方商谈,敦促其加强对城内军队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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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尽管在外人看来,电车工人代表了工人、工会和总工会领导这条统一战线,但是三个月后,这一表面上的团结却瓦解为派系的纷争。(70)1929年2月14日,电车公司半数工人在前门商业区的铁山寺会面,商讨推翻现任领导团体。总工会领导获悉此事,立即派出60人的纠察队开车前往驱散。当总工会的人抵达时,工人们已经散会。接着第二天,200余工人游行至市党部正式请愿。工人们带了一份声明,指出工会领导人盗用了工人的奖金,未能拨付工会学校的资金。而且,总工会选出的工会领导人“毫无知识”,“较之专制军阀,不可以道里计”。有三位工人甚至质疑工会领导人的政策,于是他们便被羁押,还遭到了拷打。工人们抱怨道：“公司与工会,各持异议,我辈工友,无所适从。忤公司则被停职,忤工会则辄遭打倒。”一位国民党官员同意会见工人,他向他们宣扬遵守党纪以及以正当程序替换领导人的重要性。作为回答,工人们高喊口号,要求驱逐领导层中的“害群之马”,公开工会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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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反击称,这些异见工人是前京师警察总监、安福党人朱深的走狗,而朱深正是电车公司常务董事。管理层和工人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能如此串通一气。但是如果大部分工人都愿意把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形容得比军阀还坏——对士兵及其蹂躏恨之入骨的司机和售票员就爱这么骂人——那么相比之下,公司管理层反而显得好点了。总工会派出维持队逮捕了意图取代工会的“工友俱乐部”8名领导人,并将他们移交警方,还污蔑他们是共产党、反革命分子和反工会分子。地方法庭认识到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过是左右两派的阴谋,最终宣判这些人无罪。(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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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工人和电车工人对张寅卿提出的指控,提示了其专制的、想要凌驾于民意之上的领导方式。(72)总工会侵入了选区基层,挑选工会领导人,并强加给工帮官僚主义和恩庇侍从的色彩,从而招致了唯亲是用、程序不民主和贪污腐败的指控。1928年,在他们急匆匆地组建庞大的工会联合会时,总工会领导人们几乎没有考虑要使工会上层架构与各个团体的需要和偏好相适应。被李乐三和张寅卿招进总工会机构的那些工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不了他们的工友。在电车工会里,“毫无知识”的人被提拔到了领导职位,而工人们更看重的则是学识和技术本领。在最初由总工会带领大家获得成立组织和劳资谈判胜利的阶段,这些冲突还没有显现出来。随着总工会不断强加有违传统习惯的新准则和安插新领导,为了阶级利益和党的统一性而抑制住的紧张气氛变得愈发明显了。电灯工人虽然接受了总工会派来的人,但是之后就称“为多数工友所期望者大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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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领导人在1928年之前,就秘密地组织了许多在北伐军抵京之后加入到工会联合会的工人,而各工帮则倾向于拥有他们各自传统的团结和斗争方式。1928年,总工会下属工会萌发速度如此之快,部分是因为电车工人、织毯厂工人、印刷工和其他工人早已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虽没有总工会这种保护伞组织的庇护和指导,工人们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多年的斗争,结果便是在参与国民党劳工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分离感。这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是城市政治的一个特征。总商会常常是一个各行各业笨拙的联合体。可当商民协会挑战它的权威时,它也警告说：“我们不要第三方插手我们的事。”电车工人等极富现代性的团体,(73)以及人力车夫、粪夫等地位低下的工人,都形成了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近乎一种亚文化,有着一般中国人都有的关切。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如售票和挑粪,抑或乡缘关系,如同为山东人,都加强了这种社会隔阂,这种隔阂既强化了对能够舒缓社会隔阂的桥梁的需要,也助长了将总工会和国民党等局外人的控制企图视为篡夺既有特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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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党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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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秋之际在动员城市居民支持上大展拳脚的国民党干部们,却在1928和1929年之交的冬天,经历了蔓延开来的选民反抗和党派斗争的折磨。张寅卿及其支持者上下交困。在南京,汪精卫和丁惟汾等左派人士很快失势于胡汉民和陈果夫等右翼保守派。1928年秋天,负责党务工作的陈果夫开始系统地将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从各地方党部清除出去,代之以右派和蒋介石的亲信。(74)国民党政策的右倾,激起了左派的反弹,他们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或称“改组派”,其核心人物为汪精卫及其他党内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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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那些全国有名的政客越来越反对任何草根政治的事物,群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会向改组派靠拢。1928年12月,作为中央清党活动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召回北平市党部李乐三等五人,并从南京派人去替代他们。(75)总工会立即召开大会,由张寅卿主持,与会工会代表两百余人,宣布对被召回干部的支持。(76)为了获得其他省份的地方党部的支持,(77)总工会在通电中呼吁汪精卫重新主持要政,并驱逐陈果夫和胡汉民。市党部也发布了一份类似的抗议书,并引证了这些被调离的“好同志”在张作霖执政时期的地下活动中所做出的牺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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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三走后,张寅卿仍旧努力维持其党部内的影响力和对总工会的控制。迫于南京当局提出的接受市党组织“改正”要求的压力,以及工会运动内部的不满呼声,张寅卿在1929年1月自导自演了总工会新一轮选举,他不再直接参与工会事务,而把自己的支持者,如人力车夫工会领导人韩世元,安插在了重要职位。(79)1929年春,张寅卿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一次群众组织会议,会上还呼吁下野去欧洲的汪精卫回国。(80)在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多位改组派领导人遭到清洗,为1929和1930年之交的冬天汪精卫等左派异见人士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结盟埋下了伏笔。可以推断,张寅卿是在1929年加入改组派的。(81)由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与汪精卫等左派政客双方的联盟尚未促成,因此改组派旗下的地方政客当时如履薄冰。在没有得到军阀们明确支持的情况下,贸然反对南京政权和蒋介石,从短期来看,无异于还没交上一个朋友却多树了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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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接下来这几个月,在南京高层的敦促下,右翼干部正努力从张寅卿和大同盟手中收回党政机关的控制权。张寅卿自己也因在劳工运动中树敌过多,使这些外来者有机会组织反对运动。电车工人和电灯工人成了总工会中反对派“新势力”的主心骨,旨在将张寅卿的“旧势力”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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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反对派“新势力”细数了张寅卿的种种罪状,(82)称总工会成立,“实为张某一手包办;工会成立之后,张某又复安置亲信故旧,操纵把持”,“一切行动,从未顾全工人意见”。(83)在不断地表现敌意之后,与南京保守势力结盟的“改正”派终于在1929年秋赢得了当时总工会24个活跃工会中17个的支持,撤换了联合会的领导人。而且,反对派工会清除“旧势力”,开始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讽刺的是,和国民党右派结盟的工人,从阶级意识和进步的政治行为而言,他们都属于城里最具有“无产阶级性”的一群人。在“改正派”的促进下,党部内亲南京派和反对派工会之间形成了同盟。(84)张寅卿一派只保留住了四个工会的支持：人力车夫工会、工程队工会、清道夫工会和沟工队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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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系使得张寅卿对总工会的控制日渐式微,他在反对派工会面前寡不敌众,但如果他能够稳住城里6000余名人力车夫,那么就人数来说,也不至于相差太多。只要有办法驾驭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人力车夫就能为劳工组织者提供一片支持者的海洋。作为城市管理者和调停者,张寅卿觉得对这些暴躁易怒的选民担起责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人力车夫们的忠心,对于一个受到来自总工会内外对手夹击的政客而言,代表着一种可以利用的群众支持的砝码,随时扣动城市动乱的枪机,可以成为相当大的一笔政治财富。1929年秋,针对“改正派”干部和新势力的攻击,张寅卿及其支持者动员人力车夫来维护他们在党内和总工会内的地位。在与党内激进分子结盟对抗右翼干部及其工人阶级支持者时,人力车夫在某方面也显示出了他们自己的激进性。他们认为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意味着摧毁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电车。多年来,人力车夫只是聚集在政治边缘的看客、捧场者,奔跑在街上提醒着城市劳苦大众的生计艰辛,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直接登上了舞台的中心,尽管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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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1927年10月,有十名工人和学生因为企图组织劳工联盟而被处决。NCS, 30 October 1927, p.1. 1928年5月,在奉军撤离北京前夕,据说有14名共产党人被杀害。《益世报》,1928年5月18日第7版。1926年4月至1928年5月间,仅天桥刑场一地,就处死了946名共产党人、盗匪。NCS, 31 August 192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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