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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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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下旬,人力车夫中骚动风潮似乎有所减弱。在8月和9月初涉及车夫的一连串打斗和示威,以及10月22日的大暴动之间,有那么几周却是风平浪静,关于组织或动员车夫的消息寥寥无几。人力车夫又退居到了报纸上惯常的版面,成了趣闻轶事的主角,让人又可怜又担忧。在这种气氛下,报纸上报道了一则东单牌楼发现44岁车夫坐毙在车上的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78)然而,车夫们进行公共和集体战斗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就在暴动发生三天前,一位车夫和一名士兵为车费而起了口角,(79)旋即便有两三百名车夫冲出来为他们的伙伴打抱不平。(80)幸亏一队巡警及时赶到,要不然车夫们就会把这名士兵抓到支部去。这次事件让当地居民“怕出大事”,都逃回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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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夫们在夏天这几个月“蓄着”的“这种暴动野心”(按照黄公度的说法),让他们紧抓着这种激进主义,直到当地政治峰回路转,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以特殊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慨。若不是张寅卿及其对手创造了一种能够将反抗情绪和风气转变成公开暴动的机制,这一政治能量本会自行消退。直到暴动前夕,总工会对待人力车夫推进其更激进目的,依然半推半就。张曾试图安抚和控制他的车夫选民。这种对于社会支配的政治的承诺,最终成为他不顾一切地试图转移总工会和党部挑战其权力的牺牲品而结束了。在此期间,人力车夫的不满似有软化,而农民、僧人、电车工人以及普通市民轮番登上群众抗议的舞台,不断地往城市政治中注入冲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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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和1929年,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和阶层开始使用群众政治的语言和策略,这在9月30日这天尤其富有戏剧性。这天,有5000名郊区农民和菜贩游行至城内,手中挥舞着抗议的标语。(81)千方百计进行搜刮的政府当局决定废除已经实行数百年在城门口征收的菜业牙税,改以向包税人出售课税权以提高税收。买下这一特许权的企业家们以“惠民菜业专行”的名义,公布了税率比以往高出一百倍的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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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先在西城旧农商部大楼集会。大楼中有五个国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包括北平农民协会。身为张寅卿旧派系成员的国民党干部韩世元,鼓动人们“打倒压迫我们的菜业专行”,但也警告集会者严守秩序：“苟秩序散乱,反动分子侵入,非但请愿不能成功,且恐发生危险。”(82)示威者从那里成四纵列往南向西单牌楼进发,然后东拐走向市党部大楼。人群高举着“打倒专行”的农协标语和“铲除剥削农民菜业专行”等横幅。农协领导者走进市党部与官员协商,而人群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国民党执监委员会成员李汉鸣,是由南京支持来对抗韩世元以控制地方党政机关的,他出来对人群说：“北平市前曾有几次请愿,惟这次人数众多,务祈严守秩序为要。”当李同意将要求传达给上级时,人群呼喊着拥护市党部的口号,然后出发,沿西长安街朝市政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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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由于市长张荫梧本人不在,便由他的助手出面,与人群代表协商达两小时之久。随着下午的时间慢慢过去,连饭都没赶得上吃的抗议者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随意在大街上走动,阻碍电车通行,有三四十辆车被堵在了后面。由于市民早就把电车停运和关闭城门一样,当成了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晴雨表,因此,农民们这明显是不经意的举动,却让他们害怕会有更大的冲突正在酝酿。张荫梧这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军人政客,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后,向众人群保证会废除专行,人群中立即响起了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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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农民在城市中心的出现,向有产阶级敲响了警钟。还记得义和团暴动或南方共产党农民起义的商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农民运动感到不安。为应对这种局面,总商会召集起了自卫商团。(83)由于警方拒绝为他们提供步枪,商会只得配发木棍,在前门安排人手站岗,保卫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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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蔬菜市场渐渐恢复了正常,(84)群众政治的新团体——佛教僧侣,又上了街。10月5日,2000余名和尚、道士、尼姑、喇嘛和信众冒雨游行,抗议电车工人占领铁山寺(85),因为工人们之前占用了位于前门和天桥区中间的铁山寺作为子弟学校。电车工会声称寺庙处于闲置,而且还在寺内找到过烟枪和淫秽书籍。信佛的官员致信警方,要求惩罚工会领导人并将寺庙归做宗教用途。在游行前一天,和尚道士们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向公众分发宣传资料。游行井井有条,从报纸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身着长袍的僧侣们手持旗帜和木鱼,沿着电车轨道游行,几十名车夫在一旁看着。作为反击,电车工人则在车厢上贴满了反对佛教的标语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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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起一场针对佛教徒的反教权运动,工人们得到了城里其他自居现代主义和反传统观念的团体的支持。市学生联合会发布了“破除迷信宣言”,谴责僧侣“不劳而食”,还“勾结贪官污吏及当地土豪劣绅”。(86)然而,这一观点不太可能在一个佛教盛行的城市,特别是普通市民和贫民中获得支持。(87)乐善好施也为佛教徒赢得了不少朋友。22家贫民工场在一份请愿书上署名支持佛教徒的立场。(88)给佛教徒贴上有害和“不劳而食”的标签,使得电车工人在铁山寺事件中面临在佛教界外树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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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徒反对强占寺庙游行的两天后,电车工人又卷入了与另一群工人之间的冲突。10月7日,市工程队在前门修缮道路,暂时阻碍了电车通行,于是便触发了他们与司机、售票员的争吵和斗殴。(89)警察前来制止了争吵,但已经有数人受伤。五天之后,在同一地点附近又爆发了一场冲突,(90)于是电车工人们就离开岗位,游行至旧机关大楼的总工会办事处讨公道。(91)警察最终派人过来,把因工人停工而堵塞在那里的20辆电车开走了。在随后的处理中,两名工程队工人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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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工程队工人的过程中,电车工人利用了道路工人在总工会内部没有保障这一有利条件。市政府雇用了上百名普通工人来养护道路、清扫大街以及疏通下水道,这几百名工人被归入了三个工会。但是市政官员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允许政府雇工组织工会。(92)尽管有这一不利裁定,道路工人工会还是设法保住了他们与总工会的从属关系。可是他们却没有电车工人等团体那样有完全的合法地位。电车工会在争取官方公断时,便利用了对方这一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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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工人此时已以其政治老练和政治独立而出名,他们在利用政党和群众政治攻击对手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能。“双十节”期间,在这个本应是庆祝所有团体团结平等的盛会中,电车工人成功地把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特殊问题摆到了中心位子上。(93)10月10日,据估计有7000余人参加了紫禁城内的晨会,太和殿前搭起了讲演台,而居于主席之位的是南京政府于1929年5月派来“改正”市党政机关的右翼干部。张寅卿已经从他习惯的群众政治事件主持人的位子上被挤走了。“改正派”成功夺取了民训会的控制权,而这正是张寅卿在国民党指导的群众政治中施展拳脚的基地。(94)右翼干部们在发现总工会根深蒂固之后,决定“先从下层做起”,清洗组织。(95)这一策略以及张寅卿的局部失势,为电车工人和其他异见团体提供了把他们的要求摆在渴望建立群众基础的政客面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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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在平时分外安静的宫殿里,101响鸣枪致礼标志着集会的开始,紧接着升旗并朗读孙中山遗嘱。人群对孙中山像三鞠躬,然后有党和政府官员发表演说。一位从活动伊始就在场的记者形容,参与者“有不同寻常的热情,而且秩序井然”。在讲演台上露面的张明经和李汉鸣,都是亲南京派的主要成员。张明经作为主持官员,就统一和党派这一适时问题发表了演说。在指出了这是民国18年历史上首次实现“真正统一”后,他警告道：“反动派时时蠢举,仍未达到真实之和平。”正当演讲还在继续时,电车工会的人突然带着他们关于铁山寺事件的提案走向讲台,要求当场宣读。张与其他人商议了片刻,同意“付大众表决”。提案要求特别市政府将城内所有寺庙于一周内废除,改办工厂和劳工学校。原本向政府的请愿变成了最后通牒,因为如果市政当局拒绝或拖延时间,五大团体将召开一个“全市市民大会”,自动废除所有宗教场所。最后,电车工会还特别要求将铁山寺产权归其名下,任何之前抗议过工人占领寺庙的僧侣都要受到惩罚。决议虽然通过,面临的却只是巨大的骚动。结果,总工会代表担忧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决定取消接下来的集会游行。综合表达群众团结与忠诚国民党及其运动的仪式过后,团体政治和竞争所引起的骚动便浮到了面上。电车工人的战术导致了一场华而不实的公关胜利。正如市长张荫梧事后所言,“电车工会自青白帜飞扬平市以来,迭与军警宪各界发生冲突,近且与工程队及和尚大肆斗争,已成平市极鲜明之目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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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一致与团体政治潜在的腐蚀效应之间的另一个反差迹象是,当迟到的电话工人试图穿过菜贩队前面,以到达他们自认为的在工会的优先位置时,(98)菜贩们不肯定让路,电话工人便用棍子打他们。警方和总工会职员不得不插手阻止斗殴。市级团体和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们得在他们所负责的纷争不休的选区盖上一层似有正式共识的面纱。如果说大众民族主义和精英协调的传统是制造这层面纱的利器,那么阶级、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也同样能够将其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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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风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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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29年10月中旬,市民们已经见证了涉及诸如菜贩、农民、佛教僧侣、电车工人等团体的私人纠纷迅速升级成大型公众抗议。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保留了那些传统集会中喜庆和睦的气氛,但却有一股尖锐对峙的暗流在涌动,如电车工人等由国民党扶持的团体攻击他们的对手。工资和地位较高的工人试图排挤那些地位较低的工人同胞。电话工人会随身带着棍棒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在普遍激烈化的城市政治中,武装起来进行自我防卫的冲动是有传染性的,在北伐军抵京之后,这种做法的势头越来越强。双十节集会几天后,总商会宣布成立了一支配备木棍和少量枪支的7000人商团。(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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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六家工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强烈批评张寅卿及其在总工会执监委员会的支持者。(100)这份文件由邮务、电灯、自来水、电报、大车夫等工会签署,攻击张“行使其封建专制手段,任意发号施令,操纵把持”。这些论调和当初反叛的电灯工人和电车工人在与总工会领导层的冲突中所提的如出一辙。而这次,各工会联合起来要求举行新一轮选举,让现任领导者下台。翌日,(101)各工会领导代表团在市党部办公室将请愿书呈至亲南京的干部李汉鸣。总工会中的异见工会在这些右翼干部中找到了天然盟友,这些人也与张寅卿和党内老牌左派存在冲突。因此李收下了请愿书,立即批准在10月20日下午2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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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农商部大楼总工会总部召开了旨在讨论近期内举行选举的会议。(102)国民党官员邓仰至也代表由南京支持的“改正派”出席了会议。陈子修和徐澍全代表现任总工会领导者,超过2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刚开始,一名电话公司的代表就起立提议,宣布此次会议改为总工会正式的全会。现任领导的支持者察觉到有选举政变的味道,当即予以反对。混乱之中,国民党官员邓仰至发表了某些不当言论,于是他就被团团围住并遭到了殴打。其他工会领导者上前劝阻,把邓保护起来。就在会议厅稍稍恢复秩序时,电车工会代表郦寿昌夺门而出,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紧随其后。郦的其他新势力工会代表刚离开,他们就遭到了一伙旧势力支持者的推搡,其中也包括与电车工会发生过矛盾的工程队工人的一个分队。新势力派会员事后称,是旧势力领导者陈子修命令工程队工人来搅乱会议组织快速表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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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0日总工会总部的混乱之后,市党部决定将收到的异见工会批评总工会领导者的请愿书公之于众。(103)最初的六位签署者与电车工会一起,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104)这则题为“紧急通知”的广告再次指责总工会已被“一小撮坏分子”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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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工人是他们的特长。我们工会忍无可忍,所以要求民训会(张寅卿的势力最近已被清除)改革总工会。(105)这些反动分子假装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开全体大会,并诬陷说民训会密谋解散总工会。他们煽动工程队工会和扫路工殴打民训会代表邓仰至和电车工会代表郦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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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声明坚称,签名工会对这次骚乱没有责任,并控诉：“在青天白日旗下竟然还会发生这样违法行为,这太可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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