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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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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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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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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这22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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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对于“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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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生的著作研究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治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多没有做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焕然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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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党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党史30余年，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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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做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36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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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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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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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13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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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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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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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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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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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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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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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可大而别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不外乎“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观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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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既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做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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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衰败。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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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做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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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3年我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并从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在此修业问学期间，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和杨天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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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曾业英、张海鹏、耿云志、虞和平、徐辉琪、刘志琴、汪朝光、徐思彦、杨奎松、茅海建、马勇、马敏、朱英、徐秀丽、黄春生等教授，或给予观念和学理上的启发指引，或详予审阅和指正初稿，本人获益良多，衷心铭感。近代史所博士后站、科研处、图书馆的各位同仁对笔者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曹必宏、郭必强、张克森等先生为本人查档给予特殊关照。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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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内子万菁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初长成的女儿对其坐冷板凳的父亲亦能予以同情之理解。本人得以专心问学，与这种“小环境”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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