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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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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一章 以俄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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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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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承续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而来，[1]其间不仅名称数度变易，其组织形式亦几经因革。1924年以前，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演变，多缘发于内部。而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组织形态却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以至于当时有国民党人认为与其称为“改组”，不如称作“改造”更恰当。[2]这次改组，主要在借鉴俄共[3]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党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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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改进与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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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作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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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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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中，国民党四次颁发和修正党章。如此频繁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和预备。[5]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文本细加比较，即发现这一说法很难成立：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年、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下节对此将做详细讨论）。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最多在一年前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即可，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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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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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7]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而因按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党组织于是又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法运动，以兵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一般人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国民党本身则鲜为时人所提及。[9]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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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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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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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和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核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国民党官方史书称作“改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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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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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才完成。除了制定和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还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这次党务“改进”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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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11]就容共而言，自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做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率先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陈独秀以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列名其中，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显然，1922年9月开始的国民党“改进”工作，已开启了“容共”的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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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俄方面，论者多以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国民党与苏俄联盟关系正式确立的标志。而其确立的过程与国民党“改进”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马林等人还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的“改进”工作。据马林回忆，他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等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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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改进”既然是一次郑重其事的正式的党务改革，且在这一过程中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何以仅相隔一年（实际只隔数月）之后，孙中山又重起炉灶，再次开大会、发宣言、订党章，进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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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前夕，廖仲恺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做过这样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又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廖仲恺在指出国民党组织存在的两大缺陷后，紧接着说：“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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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廖的解释，“今年始寻出”者，自当在1923年初“改进”工作完成以后。廖虽未具体说明“今年始寻出”之原因，但从此后国民党仿照俄共模式进行改组这一点，不难推测其原因乃受俄共之影响。不过，当孙中山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时，联俄容共已开始实施，且有陈独秀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其事，何以是时未即仿效俄共模式进行改造，以“毕其功于一役”？其间当另有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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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循孙中山联俄的思路历程，不难发现，孙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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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孙中山在与俄国人波达波夫的一次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他不相信俄国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14]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一封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5]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22年9月，在与苏俄代表的一次谈话中，孙直截了当地要求俄国提供援助。他提出想在中国西北组建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希望俄国能提供交通工具、武器弹药，甚至飞机。[16]此后，孙在与苏俄的联系和交往中，又多次向俄方提出过类似要求以及请求给予财政援助，甚至指望苏联红军入满洲进行直接干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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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显然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的兴趣点主要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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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俄方面观之，在1923年初以前，其对华政策多管齐下，一方面，为贯彻其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构想，开始积极在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其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又试图与北京政府建交。苏俄还曾酝酿利用中国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和矛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只是苏俄对华政策中的众多战略伙伴之一。直到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之后，[18]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这时起，苏俄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执着于单纯的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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