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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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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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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共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三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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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孙中山的眼中，早期中共党人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3]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4]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开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5]从这些“暗语”中，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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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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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所占比例极低。[6]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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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7]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党员已数逾百万无疑是夸大，但它切实地道出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见表2-1）。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在“二大”所做的党务报告中指出：“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8]1926年2月，鲍罗廷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9]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党军进攻武汉时，各地学生纷纷南下，投笔从戎者络绎于途，冲锋陷阵，在所不惜。”[10]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11]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亦称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学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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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月吴倚沧所做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13]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当时北方舆论即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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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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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做过如下一番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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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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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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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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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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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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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16]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17]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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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18]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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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至少在那时的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南北两调查均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结果，近半数的学界青年声称信仰“社会主义”。调查者特意提示：“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斯国际共产主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而广东的调查者也提示，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20]这显示了那个年代的“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和庞杂性（参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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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北伐时期青年信仰调查（192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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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调查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21]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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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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