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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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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第四章 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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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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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主要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他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自1925年总理去世至1938年总裁产生，在这13年间，国民党并不存在一个令全党慑服的法理权威领袖。尤其自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至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大”，五六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几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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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为接班人与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1927年7月以前，国民党各派围绕着如何对付共产党，而有“容共”“联共”和“分共”“反共”之别；1927年8月以后，各派在“反共”问题上虽然取得共识，但随之而起的党统之争又将派系斗争推向极致。南京政权建立初期，右翼的西山派旧帜依张，左翼的改组派又新树一帜。同时，地方军事集团借势称雄，各据一方，“以军分党”。蒋介石则力图挟优势武力树立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正统”地位，引发党内左右两派和地方军事集团的强烈不满和联合反弹。在共同不满蒋介石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各政治派别之间和各军事集团之间虽存有矛盾分歧，但在“反蒋”的大目标下集结起来，一度形成联合战线，衍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文斗”与军事集团之间的“武斗”相互纠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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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1]在这一理念宣导下，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公开争夺党的“正统”，二是将派系斗争隐蔽化。“党外无党”不仅意味着其他政党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派系势力不能脱离原党另立新党，否则就可能丧失党统的合法性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不同派系为了合法存在，必须首先在党内制胜对手，争夺党的“正统”，然后以“中央”的名义号令全党，宣布对手为非法的“伪”组织，或取消对方成员的党籍。党的“正统”成为一项极重要的政治号召和实力资源。党统之争自然也成为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斗的核心问题。陈诚在晚年回忆录中对此有过一段评论：“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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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党的正统？”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本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模糊性。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更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继西山会议之后，诸如粤“二大”、沪“二大”、粤“四大”、沪“四大”、宁“四大”、改组会议、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等，纷纷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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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粤“二大”与沪“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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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24年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依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1925年1月召开。但当时正值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二大”的召开也因此后延。孙中山北上后一病不起，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党内顿失魅力领袖及导师后，最高权力的继替成为焦点。“党统”之争亦自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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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世时，廖仲恺、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廖、胡二人中，孙中山尤为推重廖。廖不仅是国民党内一位难得的理财专家，而且做事有魄力，有胆量，敢担当，政治眼光远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廖仲恺的功劳最著。不过，孙中山对廖虽然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时，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当他北上之际，代理大元帅的交椅亦授胡而未授廖。传闻当时有好事者问孙中山：代帅职位何以交胡而不交廖？孙回答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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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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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最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接班人。而胡之竞争对手，除了廖仲恺，还有汪精卫。廖自知非胡对手，乃将汪推到前台，自己隐身幕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之胡汉民之由“留守”而“代帅”，廖仲恺之由省长而财长，略逊一筹。不过，孙中山北上时，让汪精卫随侍左右，并在北京病重期间，让汪精卫代行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汪不仅代表孙中山对外发言，并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汪也因此萌生角逐接班人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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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接班人，鲍罗廷的支持举足轻重。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深加信任，聘他为政治顾问，并请他参与高层决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国焘描述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称：“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个人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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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5]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6]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抑胡抬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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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不得党内同志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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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遂在鲍罗廷、廖仲恺等人支持下，拉拢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等军人，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8]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被推选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部长。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外交部”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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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不甘失落，想通过与党内“右派”结盟，反击汪精卫，未料因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事件，不仅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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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廖氏左倾“亲共”而导致党内右派分子不满。实则“廖胡交恶”才是主因。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谣传说“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9]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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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发生后，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11]汪精卫认为，胡汉民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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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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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喟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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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对汪氏不满，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是从“友道信义”上指责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广州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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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言论攻击汪，汪乃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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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后不久，许崇智又被蒋介石逼迫离粤。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之当选国府主席，他立有“拥戴”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15]汪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对汪极为愤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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