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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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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四 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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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大会结束之后，反三全大会的风潮随之平息。改组派所主张的“合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未能召集。改组派感到缺乏武力的后盾，难以与南京中央相抗衡，于是有意联络地方军人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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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月，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此举激起地方军人的猜疑和不安，进而爆发一连串的反抗南京中央的行动。先是桂系李宗仁出兵湖南，继之是冯玉祥称兵汴洛，张发奎起兵宜昌，唐生智反复于郑州，石友三反叛于浦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以“求统一”为诉求，地方以“反独裁”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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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1929年前后的地方实力派反蒋，多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亦无推翻南京中央的企图。而1930年的武人与党人之联合反蒋，情势就不同了。党人使武人反蒋师出有名，武人则为党人反蒋做实力后盾。党人反蒋，乃基于思想分歧和权力分配之难如其意；武人反蒋，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他们所揭举的旗帜，是指责军队编遣不公和三全大会不民主，矛头集矢于蒋介石，号曰“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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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联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势力大联合，先在北平召开会议另立党统，进而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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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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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声称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蒋答以革命救国为义务，决心不顾成败利钝，为党戡乱，为国除奸。此后，双方展开了历时月余的电报战。值此之际，蛰居香港的汪精卫一方面致电支持阎锡山，另一方面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动。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则早已在北方运动反蒋。在反蒋的大目标下，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和西山派有了携手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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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汪精卫电请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3月下旬，改组派的陈公博、王法勤，西山派的邹鲁、谢持，与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贾景德等人，在北平集议，讨论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4月1日，阎锡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并通电“陈师中原，以党救国”。5月1日，蒋介石誓师讨伐。双方投入兵力140多万人，其中南京方面投入60余万人，反蒋方面，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合计不下80万人。就实力言，中央军武器装备相对精锐，复有空军、海军助战，中央财力，更非华北、西北所能及。[41]而反蒋方面，一开始即宣布否认南京中央，另立“国民政府”，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其军队不称“护党救国军”，而直称“中华民国军”，从而与南京中央“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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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蒋派内部，步调并不一致。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冯玉祥各怀鬼胎，“阎阴谋，专博旧社会之同情，联旧派以反对中央；冯阳忿，迎合新潮派之趋向，联新派以反对中央”。[43]冯玉祥“欲推汪为第三新势力之主脑，收拾北方时局，而实则冯欲戴汪为傀儡，自植北方势力以排斥阎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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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统问题上，改组派与西山派也未能达成一致。两派均否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二届中央存在粤二届与沪二届之争。改组派以正统自居，只承认粤二届，否认沪二届；西山派为了联合，主张粤、沪二届平起平坐。身为第三届中央委员的阎锡山与冯玉祥亦处境尴尬：攻诋“三大”为非法，也意味着否认自己的中央委员资格；阎锡山曾通电主张由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组中央扩大会议，成立第四届中央，但这样一来，不啻承认“三大”为合法。反蒋者在党统上又自失其立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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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派领袖中，以汪精卫在党内资历最深，影响最大。汪氏倡导以护党为先。但粤二届中委中，一部分因系共产党员而被开除党籍，一部分因附从南京，加入了三届中委，拥护汪精卫的粤二届中委已不足召开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故改组派所主张的粤二届法统，即使没有西山派的反对，本身早已残缺不全。西山派邹鲁致电冯玉祥称：“（粤二届）委员为卅余人，反蒋者未及半数，其中改组派则不过数人，非特不能代表粤二届，乃欲否认沪二届，必为整个团结之障碍。证之数年来，反共反蒋均系沪二届，岂反共反蒋出自汪等则为功，出自弟等则为罪乎？进而言之，党统实已破碎，而改组派则破碎之破碎，实不配再言党统。”[46]足见反蒋派在党统问题上歧见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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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党统纷争，邹鲁提出三种办法：一是由一届中委行使职权；二是由沪、粤二届中委联合行使职权；三是另起炉灶。基于一、二届党统已破碎，邹鲁认为宜舍弃党统观念，以有历史及功绩之同志组织干部重起炉灶。邹氏还建议将党事另行讨论，先组织最高政治会议，并由该会产生政府。但阎锡山坚持新政府必须由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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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派与西山派围绕党统问题各持己见，协商数月而无果。西山派对改组派坚持以粤二届为唯一党统深表不满，通电申言：“此次与粤二届代表协商，经时两月有余，而舌敝唇焦，所以争革命之意义者实少，而所以争旧帐与面子者太多。总而言之，不外党统二字。……一言党统，在今日任何方面，皆无充分之根据，而汪精卫同志主持之粤二届，则尤其甚者耶。”[47]而改组派反驳说：“环龙（沪）二届较之蒋之伪三代会更为滑稽”，“蒋中正犹有指派和圈定的代表，沪上二届恐因时间和空间之关系，并此而无。所以难道蒋中正指派圈定代表，我们非讨之不足以正纪纲，而沪二届同人，倒可因并指派圈定代表而无之会议，非合之不足以昭团结，如此则对蒋何狭，对沪何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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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派中，邹鲁、谢持较强硬，覃振较圆通。改组派乃转而与覃振磋商。阎锡山因急于建立政权，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各让一步，同意以第二届（含粤、沪两方）中央委员为基础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起草约法，并筹备召开新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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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7日，扩大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开幕，由汪精卫主持。会议推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为常务委员。9月1日，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当日通电全国。9月9日，阎锡山、汪精卫等在北平宣誓就职。北平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遂又分裂为北平、南京两个中央。改组派与西山派长达数月之久的党统之争乃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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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阎、汪等人反蒋，与以前地方军人之反蒋有一明显不同之处，即在武力倒蒋的同时，重视政治对垒，标榜民主法治，以博取时誉。7月24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同意西山派谢持、邹鲁等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国民党为政党之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等主张。[49]次日，汪氏在北平再次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政策，须提出于国民会议，若通过，则成为国民之政纲政策，否则，则代表国民党之失败。[50]与此同时，扩大会议提出“党政七个基础条件”，通电各方，内容包括筹开国民会议；制定基本大法，保障人民公私权利；民众运动与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各级党部不直接干涉行政；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党义治国，集中人才；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等。[51]这些主张大都出自汪精卫。汪氏还针对南京高唱“党外无党”，表示国民党不限制其他政党存在。[52]9月2日，扩大会议拟定约法起草委员会人选。9月15日，约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紧锣密鼓地着手约法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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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反蒋运动中，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态度依违两可，成为蒋介石与反蒋派共同争取的目标。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张氏最终倾向南京。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名义上呼吁和平，实则支持南京，并派两支劲旅直趋关内。9月22日，张军入据北平。北平国民政府遂告瓦解。扩大会议由北平移往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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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局日趋恶化，汪精卫亦深知反蒋联军败局已定，但仍加急赶成一部约法草案，于10月27日公布（名为《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博取舆论的称誉，也存心与蒋介石为难。为时势所迫，蒋介石亦致电南京中央，准备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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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派原本高呼打倒军阀，而扩大会议却与军阀合作；改组派本是党内左派，与右翼的西山派不共戴天，而扩大会议却与西山派妥协携手。汪精卫和陈公博的所作所为，令改组派的广大追随者大失所望。他们恍悟到改组派领导人所追求的仍是个人权位，对汪、陈遂由信仰而怀疑，由怀疑而失望，由失望而整个的破产。[53]从某种意义而言，扩大会议的召开，象征着国民党左派的结束。改组派从此不再带有左倾激进色彩，仅成为“汪派”的代名词。[54]扩大会议瓦解后不久，汪精卫于1930年底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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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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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派、西山派与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南京中央内部又燃起一场新的纷争。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在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蒋介石借机将胡汉民拘押，并软禁于汤山，时称“汤山事件”。这次事件结束了1928年以来蒋胡合作控制南京中央的局面，并激起一场以广州“非常会议”为标志的反蒋政潮，造成宁粤之间的分裂和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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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与蒋介石为南京中央的两大柱石。当地方实力派发动一次又一次反蒋战争时，胡汉民始终坐镇南京，全力支持蒋介石。胡氏一向坚持其党治主义主张，他对扩大会议借“约法”标榜法治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训政时期以总理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无须约法，声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对于扩大会议提出的约法草案，胡氏斥为“胡闹”。加之胡氏对汪精卫深恶痛绝，制定约法出于汪的号召，更不愿拾其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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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汉民不同，蒋介石主张接受扩大会议提出的法治要求，不愿“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强烈要求制订约法，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故蒋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当时社会上还盛传蒋介石想借约法，登上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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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约法主张，事前未与胡商议，亦未待中央党部讨论而径自公开发表。胡大不谓然。1930年11月13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正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提案，得到政学系张群等人响应，却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全会最后未能就是否制订约法一事做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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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约法之争外，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大”的主张，亦表示反对。胡汉民在三届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还隐晦指责蒋介石个人集权，声称“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55]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仍决定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胡氏颇不以为然。他在大会闭幕之日又临时提议，以后中央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实则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胡氏的提议虽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但蒋仍以常务委员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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