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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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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支撑与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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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团”及其所属组织，其创立旨趣、组织形式、政治理念，均与力行社极为相似。两个组织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拥护和服从，均崇拜法西斯主义，鼓吹独裁政治，均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体制和多层级的秘密组织系统，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分别附设有庞大而富有威慑力的特务机构（参见表10-3）。最后两个组织均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宣布取消。1938年后，有形组织的CC系虽已不存，无形组织的CC系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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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CC系与力行社的组织形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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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体制的相似性，显示了蒋介石在主导这两个组织创立的过程中，深受了当时德、意法西斯组织体制的影响。如两个组织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和吸收成员的逐级递升制，即与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织体制十分相似。[79]不同的是，蒋不是将国民党直接法西斯化，也不是废弃国民党另组一个新法西斯党，而是在国民党旧躯壳内成立两个双轨并进的法西斯组织，如同“党内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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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派系各有一套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社会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运作类似于政党的运作方式。笔者将其称为“派系党化”。同时，30年代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前后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化为一个由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带有浓厚“私性”色彩的权力工具。笔者称此为“党的派系化”。CC系原本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之中，“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使CC系势力进一步组织化和“合法化”，在国民党原有组织躯壳内形成一个更具组织能量的核心组织，从而形成“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交相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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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政党在其发展历程中，均会遇到种种危机和挑战。一个政党的组织力和生命力强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克服危机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组织更新与调适能力。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因内外环境的重大变革而多次面临危机与挑战。而每一次危机的克服，对党机器均是一次历史性的大改造。在孙中山时代，由同盟会而国民党，由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由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直至1924年的改组，每一次都是对国民党组织体制进行全面性的改造。而每次全面性改造的结果，均使国民党达成新的统一和整合。在蒋介石时代，国民党亦进行过几次大的改造，一次是30年代初力行社与青白团的成立，一次是抗战初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两次均有另立新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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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自始即怀有与旧的党机器相颉颃，甚至架空、侵夺和取代党机器的野心。从“公”的一面观之，力行社成员中确有一批人如刘健群等愤激于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自称怀着“爱党”“爱革命”的动机，欲另建新党以彻底改造国民党；而从“私”的一面观之，力行社的成立，又是以黄埔系为中心的一群青年军人政治野心膨胀的结果。黄埔系原来的势力范围在军队，尤其是军队党务、政工和各地保安系统。力行社的成立，意味着黄埔系将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张其势力。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力行社的筹备和组织体制的创设，对力行社隐然另立新党的企图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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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蒋介石召集军队政工会议并发表讲话。由于军队政工主要由黄埔系经营，蒋在会中以师生的相对立场声称：“我们黄埔学生要知道，除了黄埔力量，没有一个力量配得上使本党发展，配得上担负国民革命……在这时候要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保全我们革命的力量，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那一个都不能担负起来，能够担负这责任的还是我们黄埔学生。”接着，蒋介石指出以往“我们黄埔力量自己运用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兴趣囿限和局促于军事领域，对于军事以外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完全没有一点力量；“我们军事的力量，已经扩充到全国，而我们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以至经济的力量，却都一点没有基础”。蒋称这是使黄埔失败和革命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蒋最后宣示，以后黄埔学生应向政治党务和社会方面着力，“用政治去革命”。[80]蒋介石最初对力行社所寄予的厚望，显然将激发黄埔青年军人的广泛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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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力行社另造新党的企图，势必与CC系掌控下的旧党发生利害冲突。两大组织均以拥蒋为宗旨，蒋最初似乎有足够的自信使两大派系均听命于他的个人权威。然而，两大派系自形成各自的组织体系后，相互间的冲突和对峙明显升级并向纵深发展。在寻求各自生存资源的过程中，两大派系的组织触角形成激烈的交锋碰撞。在这一过程中，力行社多取攻势，CC系多取守势。因为CC系凭借党权已在地方扎根经年，原本即拥有各级党部组织的丰厚政治资源，而力行社则刚刚跨出军界而涉足党务政治。1934年，当CC系与力行社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蒋介石对两派的势力范围做了一个大致分工：CC系致力于党界，力行社致力于军界。这实际上是让他们退回到各自原来的势力范围中去。然而，两大派系已经伸展出去的组织触角已难收回，尤其是力行社已经膨胀的政治欲望无法冷却。两派各自凭借其复杂的层级组织网络向地方社会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两派的恶性倾轧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81]在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组织能量和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而相互之间的倾轧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相持最久，相争最烈。当两派倾轧白热化时，蒋介石有意将两团体合并。1935年12月12日，蒋介石曾召集陈立夫和刘健群，商议将力行社与青白团合并。[82]但此次合并未成。直到1938年3月，蒋介石才宣布将两团体同时取消。此后，其派系对峙的传统，又以党团对立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国民党的最后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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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成功地充当了蒋介石威权统治的基石，是蒋介石成功的关键，并认为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派系组织支撑。[83]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其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实力的强化，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这样一种派系“支撑结构”。蒋介石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在国民党内虽一直居于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其最高法理权威的最终确立和巩固，则是以他在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拥蒋派系，特别是力行社和CC系对蒋个人权势的巩固和提升，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助作用。然而，这三个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的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石，又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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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允公：《江苏省党部各派的历史及其活动》，《社会新闻》第1卷第17期，1932年11月21日；农：《苏省党部改选之前夜》，《社会新闻》第1卷第28期，193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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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总报告》第4编，1929，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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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杰：《总裁建党理想之体认》，引自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30年代中国政治》，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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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104～10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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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10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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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组派声称：“蒋介石非共产党，何以知共产党的组织？何以羡慕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之意，盖以为好的组织只有共产党的组织，目中早无十三年改组的存在。”豁然：《改组派的立场》，汪精卫等：《革命言论》，出版地不详，1930，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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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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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5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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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1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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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介石日记载，“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于193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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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力行社的论著及资料，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陈恭澍：《蓝衣社内幕》，上海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1943；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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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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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革命救国团编印《蓝衣党的罪恶》，1933，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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