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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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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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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政党的组织能量，其外在的指标，首先是其组织规模的大小。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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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过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3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4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国民党“清党”以后，党员人数大约减少了1/3。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为65万余人，比1927年“清党”前减少了30多万（参见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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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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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党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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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从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每3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2名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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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这种军事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贯彻其“以军治党”和“以军代党”的结果。北伐时期，“党军”的建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让军官接受党的意识形态，二是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军队之中。尤其是党代表和政工人员的派遣，使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但是，这一制度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崩坏。其后，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和党工制度时废时存，有名无实。而另一方面，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使军人党员人数激增。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散组织。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想让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人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是在形式上履行一下集体宣誓登记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在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人党员剔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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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相关资料显示，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队伍的发展非常缓慢。据1926年10月统计，国内普通党员共计42万余人，至1927年4月增至60万人。经过一场血腥的“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几乎减少了2/3。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共计52万多人，其中包含预备党员近16万人，正式党员只有36万余人，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1]10年间增加30万普通党员，表明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没有大规模地吸纳社会新生力量。江苏、上海、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市是战前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1928～1936年，这些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江苏、上海、湖南等省市1936年底的党员人数，仅及该省市“清党”前党员人数的半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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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妨拿中共的情形做一对比。1949年10月，中共党员448.8万，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增至1073万。1957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但据1958年的统计，党员人数仍增至1245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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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和海外党员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专政国家党员与人口的比例（参见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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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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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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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的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近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吻合。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分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过，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6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5%（参见表11-3）。据此观之，战前南京政权赖以生存的中心地区即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人数并不占优势。即使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6省，其党员合计亦未过半数。另一方面，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近1/3。大体而言，战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基础脆弱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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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党势扩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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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急剧扩张其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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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吸纳党员的机制看，在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组织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决定从严办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3]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来，在吸收党员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2～5个月，并非随时征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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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由于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很便利，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党员程序入党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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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制度的推行，表面上似乎严格了入党条件，实际上对战前国民党组织在量上的扩充并没有起到特别的限制作用。预备党员制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只是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对入党资格并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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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人数，严饬各地党部努力进行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如期如量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征求指标。[5]上海市党部为了广征党员，曾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内称：“以本市而论，人口300万中，党员仅1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三百分之一。以此少数之党员，领导漫无组织之群众，完成其偌大之使命，虽纵有三头六臂，恐亦难以奏效。事理至明，无庸讳言！且新陈代谢，庶万物能生灭不息，此项公律亦可适用于党之组织，若听任老分子之日渐淘汰，而无新分子加以补充，则数十年后党将不党，遑论事业，遑论革命！……经本会规定，每一同志须于本年9月以前，负责介绍新党员3人，以符3万人之预定数。望我同志即在本人之事业中、交游中、团体中、机关中、家庭中、亲友中，多方物色优秀分子，竭诚揽其加入本党。”[6]从广告式的话语中，不难觉察当时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市民群众加入国民党的热情并不高，以至于市党部为了完成征求指标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摊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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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软弱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党组织软弱涣散，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7]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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