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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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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不好意思公开承认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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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但称得上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党。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9]胡适所称“全国多数”，当指社会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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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心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另一方面，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道，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字稚晖）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30]当然，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发动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观察。当时青年学生是否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清党”，还很难说。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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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意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回忆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32]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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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众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33]1935年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坦然陈述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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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职]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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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普通民众最初对“党”和“党人”的印象和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不过数年，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和期望很快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有大量相关评论。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有社论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35]1932年《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36]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为其所创办。其时杨本人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应属体制内知识分子。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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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了胡适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的文章。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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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闻周报》亦发表评论，声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39]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务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40]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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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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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1927年以后，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经常对国民党党员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道：“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42]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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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只要查阅蒋介石的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日趋严厉。1932年蒋介石甚至说：“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44]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45]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46]蒋这些措辞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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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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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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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有着清醒的认识。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48]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申言：“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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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50]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51]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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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52]国民党党员所缺乏的，恰是传统士绅在基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内在权威和个人魅力。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为民众做了不少实事，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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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痞、党棍、党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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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入党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54]换言之，基层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细胞，却为基层“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派员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结果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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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56]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文化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集团。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57]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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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做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这些人本身没有固定的职业，也缺少专业知识和技能，专门靠党部过生活，被人目为党的寄生阶级。朱家骅认为这类人在地方各级党部机关几乎普遍存在。第二，依党做护符。这类人入党“存着对党的依赖心理，好象从前内地的人信教一样，为着要靠教会的势力去维持其在乡下的地位”，“有些县党部委员因党员的种种请托，向县政府讨人情或关说，渐渐地变成了土豪劣绅，并被人叫做‘党棍’”。[59]朱家骅认为这类土豪劣绅兼“党棍”在内地各省比较普遍。第三，借党争权利。这类人“不明职责，不守本分，既不去辅助政府推行党的政策，反要争夺政府份内的事权，干涉政府的用人行政”。[60]当政府的人不受其指导时，他们便愤然地说：“应该对付他一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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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赖，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62]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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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不仅党外知识分子和国民党最高当局深有感触，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基层有识之士亦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说：“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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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多出自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他们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64]“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是生非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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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政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足够的能力动员起多数国民以支持其政治目标。很难设想一个在执政之初即已丧失民心的政党居然还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维持了20余年的统治。这使我们有必要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和不得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信仰危机大多出现于执掌政权相当长时期以后，而国民党的信仰危机在其执掌全国政权不久即已展露无遗，实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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