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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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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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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党机器连篇累牍的批评谴责言论，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组织弊端早已洞悉无遗。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虽可视作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国民党既有的危局，相反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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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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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总裁，蒋介石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就在蒋当选为总裁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没有轻松愉快地发表一番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讲话，而是心情沉重地发出了数年来言词最为痛切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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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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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当政，蒋介石是如此评价国民党人的：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一般党员既不智，又不仁，复不勇”，懒惰，虚伪，散漫，迟滞。对于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评价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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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长期以来积淀的诸多弊窦使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他认识到这场民族战争是拯救国民党的一次契机。如果不能抓住这次契机，国民党很可能没有再起的机会。于是他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党的各级干部和各个党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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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国民党的病情做出诊断并不难，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却非易事。如何挽救国民党，蒋显然做过反复思量。在国民党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6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鉴此，作为总裁的蒋介石也曾动过将党机器停闭，“从新改造”，甚至有过更改党名的念头。[4]然而，蒋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实际上又重蹈了战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力行社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而三青团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战前“党方”与“社方”之间相对隐蔽的恶性暗争，又被“党方”与“团方”之间的公开较量继承和延续下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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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而实际的酝酿筹备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无论在组织设计者的意识中，还是在人们最初的传闻和认知中，三青团都是一个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1937年暮春，南京官场中已流传委员长打算另外组织一个党的说法。[6]问题是，作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为什么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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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在蒋看来，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革命组织”，期待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将那些对国民党产生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并赋予这个新组织以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革命”重责。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三青团筹组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蒋当即斥责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7]蒋在三青团成立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曾坦言他在国民党之外另设三青团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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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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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三青团的另一重要考虑，是想统合党内各派系于一炉。特别是当蒋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正式确立以及国共两党重言合作以后，战前成立的几个以拥蒋反共为中心目标的秘密派系组织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而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内耗，亦令蒋感到有统一的必要。按理，蒋可以训令各派系停止活动，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因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被CC系一派所掌控和垄断，其他派系很难涉足。换言之，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早已成为一派之党，若以此统合其他派系，其他派系难免有被CC系收并之感，加之利益分配不均，亦难以打成一片。蒋认识到只有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摄纳各派，各派才会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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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成立三青团之前，曾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即想统合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蒋曾向中共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并，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章程可以修改。据称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已表示可以接受或考虑。中共则明确表示合作可，合并不可。此议遂寝。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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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寄望三青团重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重塑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在三青团成立的第一年里，蒋在对三青团中央干部的几次内部讲话中，反复强调国民党已经衰老腐败，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种种缺失，并训勉和提醒三青团要以国民党为鉴戒，万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蒋最初还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在革命任务中以领导的角色，大有取国民党而代之的姿态。在蒋的话语中，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腐化没落的反面教材，而三青团则被赋予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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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会蓄意鼓动党团之间相互拆台，但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三青团形同“新宠”，国民党有如“弃妇”。“党员看团员，好象是新起之敌；团员看党员，当作落伍分子。”[10]蒋对三青团既以新生力量相期，三青团团员亦不免自我认知膨胀。他们以“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自诩，对国民党公开嘲笑、讽刺、轻蔑，并有意散布“党旧团新”“团高一切”等言论。[11]在三青团的宣传凸显下，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至为尴尬的境地，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被目为衰颓腐化之辈，甚至被三青团列为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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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为CC系一派所独掌，CC系对国民党党务组织的缺失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三青团既被赋予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重任，CC系自然不能再充当三青团的组织中坚。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在筹组三青团时，属意由原力行社成员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12]蒋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力行社势力的角色。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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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双轨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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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体制的设计上，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双轨竞进的关系，也导致彼此难能相容共济。蒋介石为将三青团塑造成为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乃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一则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旧党风和旧习气渗入新组织，二则为了避免国民党党机器对新组织的羁绊和掣肘。尽管三青团系经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并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了团对党的从属地位，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除了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对三青团的组织、人事、经费等始终无干涉和过问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尽管CC系曾试图将三青团纳入国民党党机器的统制之下，强调三青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等，但均遭到力行社势力的抵制而未果。[13]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青年团以黄埔学生为中心，其一切又要平衡于党，如要求参加党政联席会而未获准是一例，其中幼稚者公然以党已成过去，团将代之而兴相号召，置其原意号召青年加入本党之旨于不顾，于是对党辄处于抗衡之地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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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与团维持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彼此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如三青团团章最初将团员年龄设限在18～38岁（团的各级干部不受这一年龄限制）。这样一来，国民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只吸收那些缺乏朝气的中年人和保守衰朽的老年人入党，要么与三青团争夺青年。国民党如选择前者，无异于自取灭亡。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结构来看，80%以上的党员在39岁以下。[15]也就是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三青团成立后，无异侵夺国民党原有组织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自然不甘放弃。党团之间在成员吸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因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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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地方政治运作中，主要是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力资源发生矛盾和冲突。三青团自成立后，也很快介入地方权势资源的争夺中，使地方政治生态更趋混乱和复杂。党、政之间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党、政、团三股力量的倾轧。蒋介石原本寄望三青团能革新国民党的积弊，未料三青团的种种表现和旧的国民党在作风上难分彼此。正如当时流行的几句顺口溜所形容的：“党部官化，团部党化；党员官僚化，团员党员化。”三青团虽在组织关系上与其母体国民党日趋疏远，但在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上又与其母体日趋接近。一个原本以改造国民党为职志的三青团，自身又很快成为第二个亟待改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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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一方面，三青团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是一个与国民党党机器平起平坐，相颉相颃的自主性组织；另一方面，三青团又与党机器共奉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与党机器共享一些政治资源，也时常以党内派系姿态投入国民党内的政治竞争。少数成员兼具党籍和团籍。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青团实兼具“党外之党”和“党内之派”的双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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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治党方略迥然不同。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所遭遇的内外环境要艰难恶劣得多。但每当国民党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决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既是蒋自信的表现，也是蒋不自信的反映。在蒋看来，上述各派系都是拥戴他的，CC系服从他，力行社也会服从他；党方听他的，团方也会听他的。这是蒋的自信。但另一方面，蒋又担心某派势力过分膨胀而难以驾驭，故而让各派系相互节制。战前力行社和CC系（“青白团”）均是奉蒋之命而立。当两个组织积不相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时，蒋只好训令两个组织同时解散。但解散之后，蒋又故技重施，再度导演党团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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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立青年团的构想，难免受到苏联、德国和中共等组训青年的启示。但这些国家和政党的青年组织，均是直属于党的统辖，是各政党培植新生和后备力量的组织。三青团却不同。蒋最初有意赋予三青团在国民党之外自主运作的地位。当党团争攘不断，势成水火时，蒋才不得不对党团关系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党对三青团的“指导”地位，并适当抑制三青团的过度膨胀。但党团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不仅未能止息，反呈持续加剧之势。到1942年，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说：“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摩擦，以致减弱本党的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17]但蒋并没有立即取消三青团。又过5年之后，党团矛盾已激化到危及国民党自身的存续，蒋才下决心将这个“党部之蠹”并入国民党。实际上，两者之间积不相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方才止歇。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作为党魁，蒋介石政治谋略运用不当，实难辞其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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