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1739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7]

1703017394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二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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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396 1929年以前，国民党发展党员无预备期。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颁布《征收预备党员实施办法》，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又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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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398 抗战时期，国民党征收党员主要有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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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00 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7月颁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区分部在收到申请人填写的志愿书后，应于一周内审查完竣，连同志愿书逐级上报。[11]志愿书内容是格式化的，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印制。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做思想汇报，党组织也不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学历、经历、家庭成员及经济状况等填在志愿书上即可，然后由区分部审查申请人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手续堪称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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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02 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走这条途径的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有一位入党者回忆说：“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12]这条途径虽然更简便，但并非人人可走，故通过此途径入党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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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04 三是集体入党。集体入党在战前即已有之，那时一般限于军队官兵。抗战时期，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13]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入党，其后几天内，第五战区10万官兵都成为国民党党员。[14]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人党员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由于“全体官兵皆党员”，数百万军人党员徒拥虚名，对党对军都毫无实际意义。[15]抗战时期，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上。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16]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此外，战时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党政训练班。训练班结束时，其学员也被要求集体入党。江苏省党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均须征求入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均须征求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17]一些地方还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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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06 五花八门的入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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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08 以上征收党员的方式，是正规合法的征收方式。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曾提出要创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依据各省人口密度、文化、经济、交通及党务发展情形，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指标。如拟定1940年度后方18省市党部应征178万新党员，但上半年结束时，各省共计仅征得14万多人。为此，中组部训令各省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19]各省党部将中央分配下来的应征指标分配到各县党部。县党部因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正规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如地方党部强制基层乡镇保甲长、乡村小学教师，乃至司书走卒等必须入党。[20]有的县党部利用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发放农贷的机会，强制申请农贷者必须同时申请入党，否则不发放农贷。[21]在河北邢台，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了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少量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都参加了国民党。[22]在有些地区，县党部工作人员带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分头下乡，按全乡保甲长名册，照册填写，然后上报省党部。由于保甲长更换频繁，每换一次保甲长，便去“吸收”一次党员。[23]还有的直接拿保甲的户口花名册“扩兵点将”，将户主一律吸收为党员，凡当过保甲长的一概“册封”为区分部书记或区分部委员。[24]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龄加大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25]有的县党部更是直接闭门虚造，甚至雇人胡乱造报表册，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任务，二是多报党员人数，可以提高县党部的等级，多领党务经费。[26]本来，按正规的入党手续，申请人必须在入党志愿书上贴上照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鉴于战时农村照相设施等限制，允许押指纹代替。这样一来，也为基层党部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据大量忆述文献反映，战时及战后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吸收党员时的弄虚作假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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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10 鉴于国民党党员征收机制所存在的弊端，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统计数字需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征收过程中的弄虚作假，也导致国民党基层组织弊窦百出，有些区分部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区分部不知本身有多少党员，很多党员不知自己党籍在何处，还有人不知道自己是党员。1949年政权更替后，清理国民党“党团特”以及镇压反革命时，也因此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文革”时期各地从旧档案中“深挖”出来一批“伪党干”，内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曾担任过这类职务。因为他们在被“册封”之后，其上级党部未曾通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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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12 基层党部穷于应付上级党部下达的征收指标，故对党员的质量不问，对党员的信仰更不顾。1941年，三青团中央监察陶百川在《申论国民党的将来》一文中写道：“若干新党员在入党前不独没有看过总理遗著，没有懂得三民主义，抑且行为腐化，为乡里所不齿。有些党部因为急着要达成上级交下来的征足若干新党员的任务，急不暇择地把他们拉进来，或留下来，而集团入党的办法，尤其不合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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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14 另一方面，滥征滥收党员也引起普通民众对国民党产生不满、反感和厌恶情绪。一位19岁的初中毕业生投书《三民主义半月刊》称：“我近来对于有些劝人入党入团（尤其有些学校出以强制式的手段），填填表格就算入过了党或是团的官样文章十分头痛。这种拉伕式的叫人入党入团，我感觉收获少，失败多。就我说，对于这类事实行为十分的憎嫌。也许有很多青年俱有同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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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16 1946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指出：“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乘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29]在战后《三民主义半月刊》举行的一次党团问题座谈会上，代表们纷纷慨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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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18 尽管如此，国民党中央仍一味地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如1947年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本年以宪政实施在即，为扩大本党组织，巩固本党社会力量，亟须大量征求党员”，并责备各省党部没有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指标，“殊与中央期望相差过远”；要求下级党部推行“一保一分部运动”“每一党员征求一人运动”，并指示地方党部可以采取集体入党和举办征求党员工作竞赛等方式来促进党组织的发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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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20 党员数目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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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22 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后者只要求政见认同。西方议会政党一般没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亦只需赞同其政治主张，入党只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或者不履行手续；而列宁主义政党则要求党员高度认同其意识形态，党员征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并用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国民党似乎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但其实际运作更接近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某些做法。如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党员质量优劣不顾，几乎来者不拒。早在1930年，胡汉民就指出：本党是采取俄国政党的方式，但本党现在所有的毛病，在他们那里都没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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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24 1939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感叹：“其他政党常是用了无孔不入的方法来训练和组织他们的党员，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不来就去。”[33]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时，对地方党部在党员征收过程中的种种积弊深表忧虑：“或先其所亲，以图扩展一己之势力；或不辨薰莸，以期满足规定之额数；于是投机倖进之徒，捷足先登，而有守有为之士反避之若浼。积重难返，危险堪虞。”吸收进来的新党员有的发现竟是盗匪，甚至已被枪决者。有的为了凑足上级下达的规定名额，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入党后因基层党部办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者。明文规定党员调动工作时，应办理党籍移转登记手续，但基层党部和党员往往视若具文，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乃属常事，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入一次党，入党两次三次者不乏其人，甚至有入党五六次者。[34]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国民党的党籍管理之混乱，令人惊讶。1939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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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26 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现在我们随便问哪一个负地方上党务之责的同志，他那个组织里到底有多少同志，他就会说，同志吗，民国17年的时候有多少多少，问他现在呢？他就瞠目不知所对。为什么他会不知道？他说同志们走的时候，没有向他请假，就是有转移登记，也没有人来登记，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弄清楚。一个区分部如此，其他市党部、省党部更不用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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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28 党籍混乱情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室负责人的吴道坤深有体会。他叹谓：“本人时常感觉烦闷的，就是本党同志到底有多少，直至现在，还不能统计出一个确数来。”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地方党部人员说：“希望下级党部不要敷衍，不要伪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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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30 中央组织部是管理全党干部人事的总机构，对于各级干部的选拔和配备，组织部应能通盘把握，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939年11月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到组织部来，便感觉十分困难。例如某省党部需要改组，某个区域需要派遣大批人员去工作，党部之内便不能提出几倍胜任的人数，列举其工作能力与适合此种工作之条件，来供党的采择……这样无形中便削弱了中央的真实统驭能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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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32 由于党籍管理混乱不堪，连党部也常常难以确认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1938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关于党籍问题，与组织部步骤不齐，每有参差，有已开除党籍，组织部复许其入党者，有监委会已复其党籍而组织部仍认为非党员者。组织部方面审查固有未慎，以往监委会工作之不缜密亦有以致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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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34 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有人告发周不是国民党党员，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命。[39]更为荒诞的一例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53次常会郑重决议：“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未久，中央组织部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40]1947年秋，三青团中央干事张宗良有一次故意调侃陈立夫说：“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满脸无奈地说：“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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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39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1703012698]

1703017440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三 基层：空、穷、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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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17442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所做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42]中、上层暂且不论，此处仅就下层情形略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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